程立说的“舍州兵”，倒也非是把州兵尽数“舍了”，他的意思是，在东平国佯败一场。
程立说道：“东平处济北、任城间，而今其地之要，徐州与吾皆知，东平如失，则李相、江鹄部与乐进及许显、刘备、陈褒部就会联成一体，对我军大大不利，因而，若是东平失利，假如鲍济北吃个败仗，於情於理，明公都必须得北上驰援，既是为了保东平不为徐州尽得，也是为了相助鲍济北。……有此合情合理的缘由，明公撤围任城的话，想来就定不会引起许显、刘备、陈褒的怀疑，他们十有八九会尾随追之，如此，即可设伏歼之。”
“诱敌设伏”四个字，谁都会说，即使没领过兵、没打过仗的，也知此四字，但在具体的运用上，却不容易。
就像夏侯惇，他几次三番地引诱刘、陈或者许显出来野战，可刘备、陈褒和许显压根就不理会他，这不是因为“诱敌设伏”的这个计策不行，而是因为夏侯惇采用此计的方法不对。
程立的此策不然。
确如曹操之所犹豫，程立此策固是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代价同样也不小，对敌人狠，对己军也辣，为了能尽快地打下任城，提出以舍弃部分州兵的性命为代价。
曹操抚须沉吟，斟酌再三。
他心道：“吾今初掌兖州，威望未立，州兵如败，士气恐会更为低沉，不过，若是可以借此取下任城县，倒是得大於失，……只就怕州兵败了，任城县却未能拿下，那便满盘皆输了。”
曹操不说话，程立也不说话，只管摸着胡子，若无其事地坐在席上，等曹操拿捏主意。
曹操做出了决定，说道：“程公此策，果然高明，不过吾方领兵至任城，如是一仗不打，便即北上驰援东平的话，恐怕会被显、备、褒诸人看出破绽。”
“明公何意？”
“待我与许显打上一仗，试试他的能耐，再说用不用程公此计，公以为何如？”
程立笑道：“悉凭明公做主。”
程立很欣赏曹操的脾性、能力，自辅佐曹操以来，对曹操的忠心，他是有的，反过来，曹操有识人之明，对程立的谋略能力亦不怀疑，但与陈宫相比，程立划策，常会更加毒辣。
士分几类，有仁士，有志士，有谋士，有毒士，等等，仁者爱民，志者抱负远大，谋士智略出众，毒士心狠手辣。
陈宫现虽是谋臣一角，然其本质与荀彧近似，还是儒生，受儒家经典的影响很深，以为上天有好生之德，爱惜民命，可程立不同，程立介乎於谋士与毒士间，这类士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管它会给别人带来多大的损害，乃至性命之丢失，只要能实现意图便可。
事实上，程立根本不把自己和百姓、兵卒看做是同类。
尽管彼此同为人，可在他看来，百姓、兵卒都只不过是“可用之物”罢了，这从他当年的一句话就可看出。黄巾起时，他给县中的豪强大户们出谋划策，但是吏、民不肯从，於是他说道“愚民不可计事”，愚民者，愚蠢的百姓，蔑视百姓、自高其上的态度由此而流露无遗。
他有这样的心态，能出此毒计也就不足为奇了。
曹操可谓“志士”，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与程立不同，所以对程立的此策虽不排斥，但为了自己的“志向”，不到不得已时，却还是最终决定能不用程立此策就不用。
曹操熟知兵法，尽管做出了先与许显打上一仗的决定，但没有着急动手，而是遣派斥候，又一次细细打探许显部的情报，以待能进一步地“知彼”之后，再举雷霆之击。
徐州，郯县州府。
近日来，荀贞在臣属们面前，表现地很自如，然其心中，实是压力不小。
毕竟，一则，论能力，曹操乃是当今世上最顶尖的一拨，为最杰出的寥寥数人之一，陶谦之流是万不能与比的，再一个，任城、济北的成败又深关徐州将来的发展前途，换言之，眼下的此次战役关系重大，胜则罢了，一旦失败，那么至少中短期内，徐州向西、向北拓地的战略打算就不好实现了，同时，还会变成垫脚石，等於是帮助曹操在兖州立稳了脚跟。
从皇甫嵩击黄巾，使荀贞得以迁升至二千石，自此开始正式起步，与孙坚并力讨董，和袁绍、张邈等形成截然不同的对比，使荀贞获得了充足的政治声望，打下徐州，由是得到了发展自己实力的基础，现今，任城、济北这一仗，胜则可进取青、兖，一跃能隐堪与袁绍这等人物相较，败则退缩东南，只能和曹操纠缠不休，也已经成了事关荀贞日后的一个关键点。
陈芷和荀贞夫妻多年，非常了解荀贞，知道他这些天看似从容，其实压力很大，她很想帮些忙，然而军国大事，她也真是帮不上。这天晚上，她亲自捧来参汤，奉给荀贞。
荀贞连着几天都没有进过陈芷诸女的屋门，昼间总是在州府的前院与戏志才等人筹谋军事、处理军情，时而通宵达旦，有时不太忙，回到后宅，为能静心虑事，干脆就在书房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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