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文水县令孔彰所言，文水县的地理环境极为特殊且重要。它南临汾阳、北接交城，西倚吕梁山为屏障，东面亦与祁县、平遥等县相毗邻，可谓是各县拱卫的中心地带。故而，唐王府将积粮之重任，放在了文水县。
文水县的城墙高三丈一尺，将全县百姓围护在高墙之内。除了脊口仓的囤粮之所外，县外郊区亦种植大片麦田。此时正值收割之季，游击将军雷贺之分三千士卒驻扎于南郊，其用意之一便是与该县农户一同耕种抢收。
身为国定钦使的黄伊榕还知晓：文水县非但是“产粮重县”，它还有另一重要之处——它是河东片区继太原之外的第二大谍报机关所在地！只不过此等绝密，该县身有官职的人里，仅有“一县之长”县令孔彰一人得知，其他秘密镇守“密报阁”之人，均为武艺高强的白身。
文水县为储粮地亦为谍报所，若定杨军攻克此县，则获利实非普通县镇可比。这是黄伊榕在汾阳及关帝山两地，皆未发现宋金刚的大部军马之后，赶来文水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她还有其它层面的推断。
从唐王府之都城长安，北上向东直至太原，路途遥遥。在临近太原的西南方，有两条较为宽敞的河东官道。一条从北向南分别为榆次、平遥、介州之“东行道”，如今已被宋金刚率军逐一攻破并占领。另一条道以“反向”从南至北的走势，则是由汾阳、文水、交城、清源组成之“西行道”。
唐王府各州县之间常分兵布防，彼此配合得当。比如介州、汾阳，以及另一个县“孝义”，互为掎角之势。而“东行道”三县及“西行道”四县，亦是分兵两头，以首尾夹击之法，牵制敌军。
然宋金刚用兵如神，连战连捷，定杨军六月侵介州之时，亦将从孝义县赶来的唐军援兵，歼灭大半。此役过后，李唐不仅丢了介州重地，孝义亦因兵力不足，城防空虚，岌岌可危。至此，孝义、隰城、灵石等县，虽未落入敌手，却已在敌窥视范围之内，于定杨军而言，已构不成太大的威胁。
且说定杨王府欲图太原，宋金刚作为府中之将，眼中自然也盯着这块“肥肉”。此时，“定杨王”刘武周已占娄烦、XZ等地，太原以北的疆域，几乎遍插定杨军旗。而西南之“东行道”亦被宋金刚垄断，孝义等县亦无甚作为，若再拿下汾阳、文水、交城、清源四县，则定杨王府完完全全地阻断了长安北上，驰援太原的行军路线。届时，太原便是一座孤城，任由宋金刚这员虎将随意夺取。
因此，宋金刚的下一步，必定从“西行道”四县入手！
在此种情况下，倘若宋金刚派兵攻打汾阳，可谓是用兵之上策。因介州已失，而孝义名存实亡，原本利于作战防守的“三县互望、掣肘敌方”的掎角之势，已不复存在。且从介州直接转道汾阳，进攻的是“南城门”，亦无需过多顾忌位于汾阳之北的、文水县的救兵，不必担忧腹背受敌。是以刚开始，相较于关帝山，黄伊榕更倾向于宋金刚藏兵于汾阳。
但是，黄伊榕亲自探查过后得到的结果却是：敌军只有不到三千兵卒隐身于汾阳边关密林，其余万余人马，不知所踪。这令她感到既疑且惑。
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既然实地侦查出的情形与原先的推论不符，那只能说明宋金刚并未墨守固有的战略战术。黄伊榕立时将“藏兵汾阳”的设想，在脑海中抹除，经过斟酌推演之后，重新将目标定在了文水县。
那斥候探报之“关帝山”显然是一处疑兵，用以吸引唐军的注意力，扰乱其视线。若定杨军不于汾阳用兵，则另外三县中，那集储粮与谍报于一身的“文水县”，便极有可能成为宋金刚真正的发兵对象！
并且，若文水被吞并，则将交城等县隔断于北方，届时转道南下攻打汾阳，便容易得多了。待汾阳陷落，宋金刚扫荡孝义、隰城、灵石等县可谓如探囊取物一般，随后再挥师北上，步步逼近太原。
此前，宋金刚的军队与唐军对战四月有余，就算他本人是骁勇善战之将，其他兵卒作战数月，劳累疲乏，亦需休整，且戈矛箭戟及攻城器具亦需修补。同时，宋金刚需为下一场战役，做好部署。
是以此时此刻，唐军与定杨军之间，便是一场“时间争夺战”。于唐王府而言，最要紧的便是：以最快的速度，找出敌军藏兵之所在。否则，在整场战役中，敌暗我明，唐军如同盲眼之人过湍急深水，必溺死于诡谲漩涡之中。
只不过，这些分析推断，黄伊榕却并不打算透露给孔彰及雷贺之等人。
兵法有云：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很多时候，为将帅者，无需事事都将原委或谋划道于士卒知晓。如此，一来可保军机绝密不至于外泄；二来适时的莫测高深，方能在必要之时，让士卒以“执行军令”为最高且唯一的任务，为君王将帅用命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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