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开国的时候，太祖皇帝为了防御北虏，兴建九边重镇，其中固原、宁夏、延绥、甘肃四镇便在陕西境内，这道防线东起延绥皇甫川（陕西榆林以北）、西至嘉峪关、西南至洮岷（今甘肃南部）绵延数千里。
但边地苦寒，人烟稀少，数量庞大的边军每年耗粮以万千石计，需布数十万匹，自内地调运费时费力，民多怨言，朝廷也不堪重负。所以洪武年间，朝廷便行了“食盐开中”的新政，允许民间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盐引”，大约30斤粮食可换一份“盐引”，而且是食盐品相最好、最能赚钱的淮盐引。
开中法后，占了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的地利，陕西本地的商人纷纷雇佣农民在塞上开垦田地，直接用粮食和官府换取盐引以牟利。相比之下，山西历来缺粮，山西商人要享受“食盐开中”的好处，只有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再贩运边关，是为颇费周折的“买粮换引”，比起陕西商人“输粮换引”，自然是远远不如。
所以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无论是财力还是势力都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尤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的秦商。
只不过后来朝廷将输粮换引的“开中法”，改为以银换引的“折色法”，也就是说，商人不必再千里迢迢送粮食到边关，而是直接拿出白银购买盐引，即能获得贩卖食盐的许可。
“开中法”改“折色法”后，留在西北边塞继续种粮食便没了原来那等暴利，那些早就赚足了银子的陕西商人便纷纷前往运河沿岸的两淮食盐转运枢纽扬州，成为专业盐商。
这些常住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仅经营淮盐，还将业务扩展到典当、布匹、皮货、烟酒等行业。只不过人离乡贱，为了保护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这些陕西盐商在扬州出资修建了陕西会馆，彼此抱团经商。后来为了对付徽商的竞争，又与山西盐商合资共建山陕会馆。
“高爷，早十多年的时候，咱们这边的边商（山陕商人）在扬州财雄势大，就是那些内商（徽商为主）都要从他们手中购买盐引。”
侯三见高进听得认真，也是将自己所知道的讲得清楚分明，“只不过那些内商终究占了地利人和，这些年为了盐引的事情，两边没少打官司。”
折色法后，离着两淮更近的徽商因为有着“左儒右贾”的传统，动辄喜欢发起诉讼，于是像是绥德商帮这样的山陕边商自然吃了大亏。
“侯先生的意思是，这绥德商帮在扬州要和徽商争夺盐引，获利大不如前，这才看上了这塞外的贸易之利……”
高进自言自语起来，他倒是没想到绥德商帮背后牵扯的利益纠纷如此复杂，而那范秀安是绥德商帮的七大掌柜，听着名头唬人，但实际上绥德商帮里真正意义上的大人物其实是在扬州。
不过转念一想后，高进自嘲地笑了起来，这些事情离他太远，多想无益，还是想想如何应对接下来的局面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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