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的葬礼在案发四天后举行。
原因是他的遗体被带走做解剖检查，才被送回家中。
这是五月一个碧空如洗，令人神清气爽的好日子。
前一天晚上，家里举办了一场只有家人参加的守灵式，正式的告别式则把地址选在了附近的殡仪馆。在错综复杂的住宅区举办葬礼较为繁杂，因此方城家依照了近来的惯例去做。
成一与众家人一同坐在死者家属席上。
葬礼比成一想象中的要简朴些。花圈数量不多，出席者在宽阔的会场里也显得零零散散，给人一种难以打消的孤寂感。
身为白手起家并积累万贯家财的成功者，最终得到的却是一个与成就如此不符的葬礼。这或许是兵马既不信任别人，也不与人深交，始终过着独行侠般生活的结果。
兵马出生于明治末年的东京深川，毗邻洲崎花街处。父亲是首饰匠，他是兄弟姐妹七人中的老六，从小伶俐开朗，是附近小有名气的淘气包。在父母与兄弟姐妹们的关爱下，尽管家境清贫，兵马依旧健康地度过了他的童年。
悲剧发生在兵马六岁那年。那一年，一股台风形成于和歌山县潮岬海域，自静冈县沿岸登录，通过京滨地区、东京北部及福岛县，并从宫城县金华山海域起一路席卷至北海道。当时以东京为中心的东日本一带，狂风肆虐，大雨倾盆，发生了巨大的自然灾害。最终，共有四万三千八百七十一户人家全毁、半毁或被冲塌，二十万四千户人家浸水，七百七十人死亡，三百七十四人失踪。在东海道铁路干线路段，酒匂川铁桥垮塌，山北站到御殿场站之间的隧道也因坍塌而堵塞。由于仓库浸水，食品等货物价格暴涨。当时社会一片混乱，据说为了打击借货物不足之机牟取暴利的商贩，警视厅甚至迫于形势发布了《奸商取缔令》。
这就是铭记于历史的惨剧——发生在大正六年九月三十日的“东日本特大暴风雨”。
而兵马的父母和六个兄弟姐妹，就在那七百七十名死者当中。当时，兵马家的房屋倒塌，全家人都被压在了底下。只有兵马一个人在倾斜的房梁下奇迹般地捡回了一条命。
茕茕孑立的兵马最终得到了照顾，日本桥的一家生丝批发店收容他做了学徒工。身为最低贱的苦工，他在那个专制气息浓厚的商业世界中饱尝了社会的辛酸。在兵马十一岁那年，店主对他慧眼赏识，将他从用人中提拔了出来。如今看来，兵马当时的职位已经相当于社长秘书。在当时论资排辈的大环境下，他的境遇可谓特例中的特例。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由于店主是那种不拘常理、勇于打破常规的人，另一方面，也有人在私下觉得是由于店主喜好男风。不过事情的真相，至今依旧不为人知。
而这位生丝批发店老板的爱好，就是股票投机。
然而，老板在日本桥的店铺固然很大，但正因如此，店里的开支也十分庞大，连店主自己也攒不下几个闲钱。据店主所说，他也经常只是纸上谈兵而已。股票的买卖与兵马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在看着身边的店主因股市信息一时欢喜一时愁的过程中，兵马对股市的关注度和知识度自然也越来越深。到他十七岁出徒那年，兵马进入兜町一家小型证券公司，成了一名报信的信童。他利用自己过去存的一笔小钱和专业知识，投身到了股市当中。
兵马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是由于他在众多只看重短期利益的股票投机者之中更具备长远的眼光。他对大局的预测非常精准，并且能够从更高的角度审核和分析股市的行情。在人们疯买某一只股票时兵马能从中获利，而在他们见势不妙抛售股票时，兵马依然能从中获利，并冷静观察后续状况——他有着冷酷而擅长观察的眼光。在不知不觉中，崭露头角的兵马渐渐习惯了“昭和年代的福泽桃介”这一称谓。福泽桃介自不必多提，他是庆应大学创办者福泽谕吉的女婿，是明治年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股神”。
后来，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发生——兵马敏锐地嗅到了社会潮流的变迁，乘上了军备品生意繁荣的浪潮，这使他的资产仿佛滚雪球般增长。既不相信别人，也不与人深交的兵马，在股票投机客们充满尔虞我诈、相互背叛的世界中可谓如鱼得水。在战况即将陷入胶着之前，他又仿佛预知未来般地从市场中急流勇退。而他这次隐退，也恰如福泽桃介般明智。
只不过兵马并非众口相传的那种贪得无厌的野心家，反而是那种贵有自知之明的小人物。“二战”结束后，他没有重返股市，而是涉足房地产业——经营起平稳的生意，过起了安稳的生活。也正是这一时期，他在世田谷购置了如今的家产。
兵马的妻子初江逝世于昭和三十年代，去世前，她只来得及与兵马生育三个孩子。与同时代的夫妻相比，这已经是很少的了，而这也足以说明兵马当时极为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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