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着大规模仿制的“弗朗机”，大明在抗倭、对蒙作战中取得了不少胜利，让明朝君臣迷信武器重要。
然而，后世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正是因为这种思维，导致明朝中后期“唯武器论”的错误思维出现了。
主要的表现就是大明朝的“消极防御政策”变得和宋朝一样“以守为主，以进攻为辅”，让后金步步紧逼。
虽然火器发明于南宋，但火器根本无法抵挡铁蹄，“唯武器论”在任何时代都是错误的，因为它忘记了“武器是人来使用的”，如果吏治不修、胆气不强、头脑不灵光且浑浑噩噩，武器其实和“烧火棍”也差不多。
关键就在于，晚明时代的吏治已经腐败，整个官场遍布自私自利的党争，人人不再是为国家朝廷效力，而是为自己的阿堵物来奋斗。都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其实，这或许明朝晚期的情况一样。
就是当时“精神力量”强大的东林党也是如此爱钱，否则在崇祯帝上台后下令诛杀宦官魏忠贤等“阉党”时，对其抄家的3700多万两银子怎会不见？他们中有许多人也是为了自己的党派利益而胡乱指挥瞎作为。
崇祯皇帝面对“官场如商场”的情况，实在忍无可忍，于是谁也不信任，并一次次地更换“首辅”，一次次地贬斥手下，最终也落得个孤家寡人，等大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皇帝老子或许只相信那些死的武器了。
这个时候，葡萄牙的武器和军事力量展现在一些还想为国为民为朝廷为皇帝分忧的人眼中，毕竟在儒家思想坍塌的情况下，请葡萄牙出兵成为挽救天下最直接的方式，只要给钱就能办事，还不用担心反叛。
“隆庆开放”后的晚明，在商品经济冲击下，特别是“王阳明新儒学”学派的冲击，“理学”开始坍塌。“宋明理学”最关键、最核心的地方，也是最受到统治阶层支持的所在就是“忠君爱国”，但却挡不住私利诱惑。
那么，随着心学冲击、商品经济冲击，自我就成了主体，什么皇帝、国家的排序也就没有自我重要。
本来，“此心不动，随机而动”是王阳明心学中最厉害之处，但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权力至上的大环境下，儒家包括心学其实也只能坍塌了，毕竟中国“家天下”的封建王朝，越发展到最后就越专制腐朽。
王阳明创立“王学”的本来目的、根本目的也是忠君爱国，但在商品经济冲击下，人们的思维变了，而“王派心学”反而成了摧毁儒家的利刃，真是让人觉得好笑，反衬出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既然儒家思维已经坍塌了，那么，许多儒生也就不再认为儒家是不可以改变的，变如为道、为佛很正常，因为两者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但变儒为欧洲宗教却比较少见，但这在晚明、南明时期却并不少。
例如徐光启、郑芝龙、孙元化等一大批弃儒而进入天主教的人物。尤其是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教名弥格尔），乃是明末“在华天主教三大柱石”，而徐光启更是在华耶稣会最大也是最有力的保护者。
徐光启入教会，是入华的耶稣会在利玛窦等人的“上层路线”指导下的最大成果。他们用了8年的时间，从西元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到西元1603年，终于使徐光启皈依为天主教徒，教名为保禄（PauLo）。
西元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徐光启考中进士，成为翰林院庶吉士，最终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内阁次辅。可以说，崇祯时期火炮技术从澳门被引入、仿造和葡萄牙雇佣兵被组建（27人中12人阵亡、15人在登州城破后逃出）等事件，几乎都是徐光启、孙元化（教名依纳爵）等人组织，为挽救明朝。
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等都是西方火器在华传入、引入者，特别是孙元化。他们以澳门为核心，组织了数次西方武器地引入，同时澳门的葡萄牙人、中国人也相继投入保卫明朝的战斗中。
但最终，武器再好也是需要人来使用。所以，晚明在“党争”大环境下，财政、军事实力、对皇帝和朝廷社稷的忠心、对儒家天下的信仰坍塌下，无可挽回地失败了。想要避免明朝崩溃，只能彻底改革政治。
虽然，葡萄牙从澳门发兵并携带着最先进的武器来为明朝效力，但明朝最终还是亡了。由此可知，武器只能让奋进的人成功、更强大，而不能让身染重病的人的变得健康、强大。故，“唯武器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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