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天灾人祸与连年刀兵，老百姓饱受粮食短缺折磨，饿殍遍野，困苦不堪。于是，这对父子当即决定一定要把“红薯”这种高产作物带回家乡种植。然而，当时的菲律宾群岛乃西班牙的殖民地，管制很严。
西班牙殖民者制定了严苛的禁止带出法令，将包括红薯（地瓜）在内的多种农作物如玉米（苞谷）、马铃薯（土豆、洋芋、山药蛋）、西红柿（番茄、毛辣椒）等从美洲引进的作物禁止带出，以垄断经营。
面对各口岸盘查森严，陈振龙和儿子想出了妙招，将一根红薯藤交缠编织在一条缆绳中，躲过西班牙殖民者的关卡，成功踏上回福建老家的商船。经七天七夜航行，有惊无险的将红薯藤蔓秘密带到了中国。
登岸后，父子俩赶紧向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上了禀帖，请求推广种植“红薯”。好在这根藤蔓生命力极强，原本已经脱水且近乎干枯了也能在清水中暴涨并恢复生机，埋入土中后仍会生长并结出“地瓜”来。
于是，巡抚金大人也被震惊到了，亲自品尝过“地瓜”（番薯）过后，觉得不仅口感甘甜，而且还能充饥，甚至蒸煮来吃还能做菜肴，于是大力推广种植，让老百姓多了一门主要食物来源，美其名曰“金薯”。
别小看引进红薯（甘薯、地瓜、番薯）是一随机事件，好在金大人向朝廷奏报后得到了以徐光启为首的务实派大臣们的肯定，若无它和后来的玉米，则古代中国的人口就不可能从几千万猛然跃升为乾隆年间的两亿多。虽说东方古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全靠后来清朝打下的底子，而玉米、红薯则功莫大焉！
《几何原本》不用多说，《辨学章疏》指出传统伦理缺少一种可靠的内在道德动机。归根结底，一个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古代君子很重视自我评价，并且不欺暗室，但唐宋以后的儒者却认为“善发乎人性”。
这对普通人来说，确实是太难了！如果善是对自己的义务，似乎做了件坏事，得罪的只是自己；如果善是对别人的义务，放弃这种义务的理由又太多了。这就是“宋明理学”最后把儒家思想弄成“钻牛角尖”了。
徐光启虽然是明朝末期人，但在后来的清朝社会仍有一定的名声，虽然不小，但远远不能与他的贡献相副。比如，谈实学的如刘献廷等，才看重徐光启，至于普通的读书人，大多数没读过他一字一句，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原因很多，其中一件让人回避，那就是主导舆论的“东林党后学”竟对徐光启并不感兴趣。
明代晚期，“东林党”和“北党”激烈厮杀，争夺朝廷控制权，都想主宰明朝的官僚体系。“东林起”于吴中（江苏无锡），其主要成员多是江南读书人。徐光启则是上海人，与“东林党人”的交往很自然就多了去。
“东林党”是政治派别，有自己鲜明的政治诉求，与以“阉党”为主力的“北党”一样，都是朝中不同的政治势力。而四十岁以后才开始平步青云的徐光启早已心有所属，因明哲保身，对政治斗争实在是没那闲心。
徐光启曾在信中说：“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财力，而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且以裕蛊所为，思之痛心，望之却步。”当时朝中壁垒森严，非此即彼，而徐光启也在“阉党”和“东林”之间也不做左右袒护。
徐光启特立独行，不去招惹是非，便惹得“阄党”对他不高兴，同时，“东林党”也对他很不满意。但正因如此，他才成为了崇祯帝朱由检的“心腹”之一，每遇大事而无不与之相谈，却又被官僚体系和财政束缚。
明末西学越海而来，“东林党”中的一些开明人士对此也很有兴趣。但作为“政治党人”，多数“东林人”对西学这种“奇技淫巧”和“西洋外道”也就顾不上发生兴趣了，毕竟全力参与朝廷中的权力争斗才是重中之重。
早期的“”东林巨子”虽然隔膜，但相处之际，还是彬彬有礼。如“东林健将邹元标”，只说西学诸义、中国圣人和历代名儒，早已讲说透彻，详尽无余，属“古已有之”的东西，因为他担心因靠近西学而遭诟病。
或是“东林党”中的杰出人才们没有意识到“新学”（西学）同“道学”（传统道家哲学）根基的根本冲突，后来如邹维琏等，便起而攘之了。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在“宋明理学”阉割下变得极其排外，夜郎自大！
冲突是必然的，而且无处不在的。最简单的例子，是徐光启想要加入“天主教”，但其教义却禁止一夫多妻。徐光启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孙子，曾想娶一妾，以求开枝散叶，子孙无穷。但格于教义严苛，遂只好作罢，并感叹道：“十诫不难守，独不娶妾一款为难。”就这样，徐光启纠结了很久决定才加入“天主教”。
有一个叫黄贞的人，头脑锐利，曾拿这一项来质问传教士艾儒略。黄贞举的例子是“周文王”。旧史里说周文王多后妃，生百子，而他又是中国的“圣王”。那么，难道这样一个圣人若不信宗教也要下地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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