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崇祯帝不仅在朝堂上宣布给官员涨薪，而且还向天下富人借钱给老百姓赎身，并激励将士。
一顿操作猛如虎，原因就在底气足！按照原本的历史发展规律，此时的晚明朝廷早已被财政危机折腾得体无完肤，不仅皇帝老子焦头烂额，“九边守军”也很久没发粮饷了，饿的前心贴后背，根本毫无斗志。
想当初在“郑和下西洋”时，朝廷每年通过外贸和各地上交赋税就多达七千多万两银子，如今恐怕连七十万两银子也未必能凑得出来，否则也不会在李自成要求给100万两银子加陕甘独立就愿意去帮打后金。
然而，在把持朝政的“东林党”籍众朝臣干预下，崇祯帝朱由检既没能在李自成的农民军打到北京前成功迁都南京，也没能从列位朝臣手中借到百万两银子雇人（实际只获得捐款20万两左右），这才被逼死！
崇祯初年，御史陕嗣宗曾上了一副奏折给皇帝老子，评价崇祯皇帝乃“ 三不可及，五不自知 ”。“三不可及”的意思崇祯皇帝严格自律，不好财色，也不像其他皇帝那般有一些沉迷偏门的特殊爱好，这算是褒。
而“五不自知”，就是对“皇帝老子”朱由检缺点不足的提醒，比如他疑心很重，管得太多，太过自信等等。这些从后来崇祯皇帝的种种表现中来看，真可谓是一针见血，直指朱由检核心痛处，让他恼恨不已。
作为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帝朱由检对于明朝亡国之大祸来说，自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虽说和爷爷万历数十年不上朝、父亲光宗整天陶醉于男欢女乐、哥哥天启终日沉迷于木工活相比，自己对于皇帝的责任也还算是尽职尽责的。但朱由检作为一国之君，他自己的缺点无限放大后，再遇到当时离乱局面，就变得更加不可收拾，那么切中肯綮的“五不自知”，到底哪一个才是崇祯帝最核心的问题呢？
陕嗣宗所说的其中一个不自知为 “ 非可旦夕责效 ” ，才是真正道出了崇祯的核心问题所在，用后世的大白话来说，就是崇祯皇帝由于太急于求成了，以致于不懂得授权，想法太多，胡乱领导，疑心太重，其实都是因为他不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也不能怪他，毕竟刚登基时年少气盛，志存高远，故在所难免。
然而，大明朝积弊已久，从嘉靖朝后期就已经隐隐露出了衰败的端倪。后来，好在陆续出了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位励精图治的内阁首辅，才稍稍挽大厦于将倾。不过，万历皇帝将近三十年不上朝，使得整个大明的局面再次急转直下。此刻的大明王朝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不能与明初相比，尤其是财政糟糕！
哥哥朱由校做了七年“木匠皇帝”后，待江山传到崇祯手上时，明朝已是内忧外患，千疮百孔，却叠加上“小冰河期”导致农业歉收的厄运。而崇祯临朝第一天，还要面对魏忠贤可能的陷害，可谓是如履薄冰。
崇祯皇帝急于求成的心情可以理解，甚至表现得连大臣都能感知出来，这才有了袁崇焕聊慰圣意的“五年平辽方略”。但问题是很多事情欲速则不达，过犹不及，越是急于达成目标，用力越猛，最后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就好比崇祯帝不想被“东林党”控制的朝廷架空，就不得不频繁换相，却进一步引发朝局动荡。
崇祯皇帝刚即位时，卧榻之上还只有辽东一头“猛虎”（后金），农民军尚未形成气势，只要集中精力对付皇太极，即使收复不了辽东，至少也能将八旗铁骑挡在“宁锦防线”之外，局面必定也还没那么糟糕。
但是，为了开源节流，征集辽东粮饷（辽饷），不少驿站被裁撤，而“辽饷”和“练饷”反倒是同时加征，再加上连年大旱，蝗虫漫天，使大量百姓流离失所，被迫加入农民起义军，这就导致财政局面更加被动。
后来，不仅是辽东有战事，而且关内的农民起义军也不安宁。由于“三饷”开支越摊越大，使得更多贫苦农民破产后自动成为“流氓”并加入到起义军的队伍中公开反抗朝廷，如此往复，终于形成了恶性循环。
当时，陕西、河南、湖北很多地方，先是农民起义军来一波折腾，紧接着便是朝廷派来的官军再来一波折腾，打生打死，烧杀抢夺，真可谓是赤野千里，民不聊生，俨然一副当年曹操写的《蒿里行》惨状。
崇祯皇帝越是急于剿灭关外和关内的两股势力，其财政情况就越糟糕，而底层百姓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就越多，沦为起义军的“流氓”们逐渐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专门打杀劫掠明朝各地藩王，而且不可遏抑。
那么，或许有人不禁要问到，大明王朝的经济状态真的糟糕到如此局面了吗？难道朝廷真的穷死了？
其实，崇祯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每年财政收入大约是一千三百万两白银，加“征三饷”之后的财政收入“最高峰”即祯十二年，也就是二千万两白银左右，除内部开销外，能真正用到实处的饷银不足千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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