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蒙元朝廷”实行歧视性“民族政策”与残酷“阶级压迫”，最终不足百年而亡，堪称“短命王朝”。
强大一时的“元朝”过快灭亡，无外乎主要两点。第一，“元朝”实行了“民族歧视政策”，故意将人按民族分成“四等”，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将人数最多的汉族被排到底层。
而比“汉人”地位更低的“南人”（南方少数民族）地位恐怕比印度四大种姓中的“首陀罗”地位更低，已经跌到了印度社会中人数最为庞大的“达利特”这个层次了，只能靠收尸、掏粪、卖淫为生，乃“不可接触者”。
这就好比后世常听到有人说印度乃“强奸之国”，也就是说“婆罗门”、“刹帝利”等高种姓的“老爷们”可以随意当街强奸“达利特”甚至“首陀罗”等低种姓的女人，因为“种姓制度”规定“达利特”乃“贱民”，无人权，不受法律保护。这就是为何在“元朝”时期，“汉人”与“南人”女子们习惯于“摔头胎”了，毕竟不愿给仇敌生娃！
其实，当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统一华夏，想竭力维护本民族利益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把别的民族尤其像汉族这么庞大人口数量的民族压迫得逼急了，那就纯属于自找不痛快，因此才会被朱元璋推翻。
从“朱元璋”的名字由“朱重八”改成“朱元璋”，便能看出当时元朝末年的社会形势。由于“朱元璋”出身底层且有勇有谋，眼光高，格局大，故在“红巾军”里发展很快，没多久便建立了一股自己掌控的武装力量。
随着“朱家军”东征西讨，先后灭了陈友谅、张士诚等周围势力后，“朱家军”的阵容以及战力骤然强大起来。这时恰逢“明国”定都“南京”，若最高统帅还叫“朱重八”或“朱八八”等土里土气的名字，就不像领导了。
于是，“朱重八”就给自己改名为“朱元璋”。“朱”谐音同“诛”，意思是“杀死”；“元”指代“元朝”即“蒙元朝廷”；“璋”是一种锐利的玉器。因此，“朱元璋”的本意就是“诛灭元朝暴政的璋”，以此明志利于宣传号召。
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于社会最底层的“贫农”，曾当过“乞丐”、“和尚”等当时社会上的“低贱职业”，又没有机会上私垫读书，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只是按“家族辈分”取名排序第八，故曰“重八”。
因此，改为“朱元璋”之名，“朱重八”便将自己原意“诛元”的意图告知天下，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因此，“朱元璋”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一个“广告”，既有宣传、号召作用，又显得“体面”而不失威严，改的好！
“满清”虽也是满族利益至上，但并不是像蒙古人那般刻意地过分歧视别的民族。虽然“满清”入关后也有“扬州十日屠城”，“嘉定三屠屠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但统一天下之后的满人对汉人至少在表面上没有像蒙古人那般凶残歹毒，且除了“满汉冲突”外，在“苗汉冲突”、“回汉冲突”中，“满清”多向着汉人。
随着时间推移，满族汉化程度越来越深，以致于从“乾隆”时期开始，很多入关的“满人”都不再说“满语”而是通用“汉语”。后来，“满清朝廷”里当官的汉人又来越多，职位越来越高，这在“蒙元朝廷”里根本不可能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后世东北地区的“满族”已经被重度汉化，只有极少数老人才懂“满语”、“满文”了。
第二，“元朝”与其说是一个“朝代”，还不如说是一个“军事政治同盟”，因为在蒙古的“军事压力下”，“汉人”、“女真”、“契丹”、“大理”、“吐蕃”、”畏兀儿”（回回）、“粟特”（突厥）“、大食”（阿拉伯）、“波斯”（伊朗）、“也里可温”（十字教徒）等被迫参与成一个军事政治同盟，经济上缺乏通融，自然容易解体。
“满清”则不然，如果说“蒙元朝廷”是在“拌凉菜”，则“满清朝廷”就是在“熬汤喝”，不仅把整个中国各个地区熬成了“一锅汤”，而且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融为一体，在文化交流方面也变得频繁，尊崇“儒释道”。
这让汉人觉得天下的主子虽然换了，但是管理方式没变，依旧换汤不换药，主体文化还是汉人的文化。因此，汉人对满人的抵触远不及对蒙古人的抵触强烈，毕竟蒙古人远不如满人文明开化，更加野蛮。
在异时空，尽管“元朝”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是一个为数不多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封建大一统王朝，且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和“大蒙古国皇帝”忽必烈带领下，也曾缔造过辉煌，但好景不长，惨淡收场。
那时候的蒙古骑兵，可以说是“天下无敌”。可是到了“元朝”末年时，“蒙古骑兵”却经常被“明国步兵”轻而易打败甚至消灭，以至于连蒙古人的老地盘大漠草原都不能守住。这样反差出现，离不开这三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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