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吸收了中国的儒家和佛家理论的基础上，日本的本土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特色的“精神文化”，这种“精神文化”在其形成后影响巨大，成为后来日本人在价值与道德方面的基本准则，这便是“武士道”。
“武士道”起源于日本的“镰仓幕府”时代。最初，它还是倡导忠诚、信义、廉耻、尚武、名誉的。但是，“武士道”作为封建幕府时代的“政治产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它的真谛。
在儒教和佛教的思想中，不能满足“武士道”的那些东西，都被日本民族固有的“神道教”充分提供了。而“神道教”的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只论厚黑”。因而，“武士道”在人格形成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
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这与西方“黑暗森林法则”理论如出一辙，也很符合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产生的“厚黑理论”！
日本的“武士道”总结起来就只有八个字，那便是：“义”、“勇”、“仁”、“礼”、“诚”、“名”、“忠”、“克”。
在之前，“武士道”是以推崇善良为本性的，但就在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和穷兵黩武的道路之后，“武士道”就经历了一次畸变。此后，“武士道”作为传统封建制度的“精神规范”，却在日益“法西斯化”的国家军队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最后成为了明清以后“大日本帝国主义”向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宣传工具”和“思想纲领”。
“武士道”中有一个终结仪式，那边是“切腹”。“切腹”是最具“日本特色”的自杀方式。在古代，日本人打了败仗时都要剖腹谢罪，未完成主君交付的的任务时也要剖腹。即使到了现代，“切腹而死”对日本人来说，也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切腹”因极度痛苦而崇高，在日本人心中是最能体现人的勇气的自杀方式。
从另一角度来看，可以这么说：“武士道的精神就是看透了死亡，以‘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和篡改，因为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的“武士道”却是以“为主君必须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武士道”这种崇高的精神在近代却被滥用，因为日本政府利用日本人民对“武士道精神”的崇拜，培养了一大批不怕死、勇于为国家、战争献身的士兵。而日本在近代之所以如此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一群不怕死的士兵，比如“神风敢死队”敢开飞机去撞美军航母，“关东军”敢用军刀去劈砍苏军坦克。
在另一方面，“武士道”也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耻感文化”，这一种自虐型文化也同样深刻影响着日本人。
在西方，由于受到“一神教”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人一出生便是有罪的，而这种罪只有自身信仰“上帝”或“真神”（安拉）才能得到化解。所以，西方人一般不会顾及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当自己违背了“上帝”或“真神”制定的规则时，只要自己认罪并向至高无上的神灵真心忏悔，那自己就可以获得解脱。
相对于西方人靠内心的宗教信仰来约束自己行为的原则，日本则完全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自身定位，因为在日本，人们普遍都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并且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行为能够被他人所接受。
普通日本人大多会为别人给予了自己“好评”而倍觉欣慰，也为他人给出的“坏评”或“差评”而感到羞耻。
由于日本人对“耻”的敬畏超过了对“罪”的恐惧。因此，在西方人眼里，原本应该是犯罪的行为，但日本人却感觉不到罪恶感，根源就在于他们认为“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丧。而唯恐自己的罪错被他人知道，那样才会感到被讥笑，感到耻辱和不安。”这其实是“武士道精神”蜕变成了“变态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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