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税收制度，最大的失败之处，在于穷人纳粮，富人纳凉！
这个荒唐体制，根子在老朱，在明初，连年战乱以后，农民能有几亩耕田，特权富户尚不多，矛盾还能掩盖，所以老朱自我感觉良好。
到了明中期，国力达到鼎盛，反而农民起义不断，就和这个荒唐的税收政策不无关系。
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这个弊端，可惜的是，张居正辅佐的是万历皇帝，在其死后，所有改革政令都被陆续取消，贪婪的万历又在矿税上得罪了豪民。
所以在后来的八年饥荒时，李自成的“闯王来了不纳粮”口号，对农民的诱惑是如此之大，义旗一举，顿成燎原之势。
而大批士绅豪右，也表现得十分冷血，纷纷作壁上观，甚至当满骑入关时，许多人都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
各级官吏出于同样的心态，对改换门庭也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憧憬，加之清廷又正好采取了极具诱惑力的怀柔政策，因而与宋末相比，明末投降异族的官吏多如过江之鲫。
像甘俸这种最底层的八品小官僚，基本上换了一身官服，便立刻投入了新的工作，更别提像钱天福此类小吏了，他们更没有什么羞耻感，反正都是当差吃粮，管他主子是哪个。
明代，绅权很重，士绅大户甚至能干涉地方行政，所以地方上每有大事，各地知府、县令总是请士绅们来商议，所定政策每每袒护这些权贵，士绅们也投桃报李，会给地方官留下好处。
所谓士绅，是个复杂的阶层，上起朝廷大臣、封疆大吏，下及官宦家属、豪强地主，乃及因丁忧、革职、致仕等各种缘故返回原籍的官员、身有科名而未出仕的举人秀才，都包括在内。
他们往往和省级封疆大吏乃至朝廷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更有手眼通天直达皇宫内廷的，久而久之，利用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都成了雄霸一方的地方望族，州县衙门的七八九品官儿们，尽可在平民百姓跟前充老爷，但在这些乡绅面前就得夹起尾巴，不敢造次。
在明末清初的这一段动荡时期，无论人心涣散的明廷，还是刚刚入关的清廷，双方的注意力都在军事上，尤其在双方反复争夺的交战区，暂时都无暇顾及州县地方的治理事宜。
因而，树大根深的士绅豪族在各地结寨自保的现象比比皆是，地方小吏深知战乱时期的仕途艰难，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逮着机会就损公肥私，为当地的豪绅大户打掩护、行方便，从中捞取政治、经济资本。
此番明军围城，清军把南昌城外的商铺、民居悉数拆毁，百姓除了小部分逃入城中外，大都被驱散，甘俸他们熟门熟路，自然就把这些人的户口本趁乱藏起。
若是清军获胜，大不了再交出来；万一明军入城，那这些失去了户籍的人口，又可以连人带地归至士绅望族名下，不再纳税当差，他们自己，也可以从中大捞一笔。
刘旭磊看出其中猫腻后，之所以如此愤怒，之所以紧揪不放，并不仅仅需要人手当差，打扫战场那么简单，而是有着更长远的考虑。
此番出征，林啸给他的任务很重，在克复赣南，封死福建清军的退路后，他第二阶段的任务便是以江西为出发点，一路向东横扫，把安徽、江浙等华东数省尽数收入囊中。
这样一来，他需要粮食，他还需要扩军，他知道，整个江西，只有那些豪门望族手中，才藏匿有大量的粮食，不把这帮人治服帖了，他就腾不出手来挥师东进。
在林啸的计划中，即便在和南明小朝廷的合作阶段，也必须把两广、湖广、华东这几处粮仓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能再交还给腐朽的明廷。
一方面，他准备在这几个最富庶的地区率先推行土地改革，彻底革除那套换汤不换药的治理方式；另一方面，有了沿海地区，他才能通过海外贸易获得大量的物资和财富，确保军需来源。
随着对国内局势的逐步了解，林啸他们对南明官僚那种烂到骨子里的腐朽，也已有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对于日后的斗争方针，也在一步步修正。
大明士大夫，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投敌是雅人，寡妇守节义无反顾，儒士卖国争先恐后。
文官们除了贪污受贿，正经事一点不会，武将们给文官跪了几百年早已没了血性，欺负百姓还行，上阵打仗就是个笑话。
“破家的县令，灭门的府尹”，百姓若是不从，轻则破家，重则灭门，荼毒如此，把解放区重新交给这帮人？与他们共治天下？
粮食再多，发不到百姓手中又有什么用？百姓拼死拼活换来个食不果腹，靠什么来凝聚民心？
如今真正需要拯救的，正是人心！
天下，是华夏的天下，不是朱家的天下，他们流血流汗，不是来为朱家夺回天下的，而是为普天下百姓，争得一片生存空间。
现在，林啸的目标，可不仅仅是把满清赶走那么简单了，他的目光，早就瞄向了那片广阔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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