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历史上那些治水的能臣，除了秦时的李冰父子（都江堰工程），东汉的王景，三国的能臣邓艾更是一位治水大才，邓艾着佣济河论》，他特别重视水利灌溉，认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
上述计划为司马宣王（豁）所同意，邓艾遂于正始二年，‘开广潜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准，资食有储而无水害’。邓艾以挠勇多智而灭蜀（时为后主刘禅）遂官封太尉、增邑二万户，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
隋代发展水利灌运，使南北运输畅，更是功不可没。隋文帝开皇三年时（时陈朝未灭），以京师粮仓尚虚议为水旱灾时有所预备，乃诏令于蒲、陕、驶、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及汝等水道之13州，各设置募运米丁男，又在卫州建黎阳仓，陕州建常平仓，华州建广通仓，转相灌注，漕运关东及汾晋之粟，以供应京师。又差遣仓部侍郎韦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40石，经砾柱之险，越常平仓者，可免征戍。
开皇四年，诏宇文恺率水下苗渠引渭水，自大兴城（西安）东至潼关300余里，名曰广通渠，使撞关内外转运便利。
炀帝大业元年，征发河南诸郡男女100余万开凿通济渠，于是下运输益便。四年，又征用100余万男女开永济渠。五年，炀帝设置西海、部善、且末等郡于西域，谪送下罪犯为戍卒，大开屯田。历史上臭名昭着的隋炀帝看来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黄河水患的两大成因，在于河汛时期水量突然暴涨，以及水中挟带泥沙量太多。上两者，主要是中游山西、陕西、河南诸省支流所促成。对于大运河，宋代丁谓也有另外一种法，炀帝将幸江都，遂分黄河之流，左右筑堤300多里，因此造成散漫无所之水患，使陕西、河南一带，尽成泥浆卑湿之地。可见万事都有阴阳两面，都不能做到尽善尽美。
中国农作物中最重要的，当推稻麦。稻米最盛行的时代则为宋朝。当时长江流域大兴水利，尤其是太湖流域为最。当时江浙地区的苏州松江、太苍、杭州、嘉兴及湖州一带，为全国最富庶之区。此区地形较海为低。苏州古称平江府，因地势与长江齐平，可称泽国。荷兰虽有泽国之称，但不能与太湖流域相比。
江浙地区的水利事业，五代时已十分重视。有专门治水的宫，叫做都水营田使。并雇请数以千计的民夫，治河筑堤；又请人芟除湖旁之野草；又雇请民夫锄灭钱塘湖之草，并开辟松江的荒土，使地无旷土。
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镇守苏州，当时有大规模的圩田，在当时特别重要。每一圩田的面积巨大，有几百顷之大，宛如大城。圩者，堤岸也。此大面积的圩田，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时开闸，以便引入江水；水浸时则闭闸，以排除过多之水。堤岸的水利设施非常巧妙。
当时浙西低地，有沟河可以通海，并随时疏泼河道，使潮泥不会涅没河床。中国水灾较西方为少，因中国人较西方人注重水利事业之故。
范仲淹任苏州知府时，一州之田凡3万40顷，一般可年收700多万石。但当时东南地区上缴中央的租不轻，数达600万石，全出自苏州。宋统一后，因江浙及淮南地区租税较重，遂造成农政不修。五代吴越时，米价一石不过数十文；到范仲淹时，江浙之米价，一石不下六七百文，甚至有一贯者，比当时贵了十倍。可见治理河流有多么重要。
当世其实不乏治水的能人，郏亶，字正夫，原籍今江苏太仓宋嘉佑二年(1057年)进士，熙宁三年(1070年)，根据太湖下游青浦等地的水利情状，上《苏州水利书》，建议治理苏州一带水田，书影松江(即吴淞江)南北大盈、夏驾等浦，久不修治，每遇大水上顶，浦塘之岸并沉水底，不能固田。议者不知此塘浦原有大岸，以固田亩，乃谓古人浚此大浦，祗以泄水，此不知治田之本也”等语。还提出“辩地形高下之殊，求古人蓄泄之迹”等“六得”，后又提出《治田利害大概》七条建议。书上，得到朝廷的赞赏。五年，任司农寺丞，提举兴修两浙水利。回太仓在大泗瀼开辟圩岸、沟浍、场圃，大获农利。因又绘图献给政府，复任司农寺丞，升江东转运判官，后任温州知州，病死任所。着佣吴门水利书》。在县境重固乡郏家桥(今名郏店)，曾筑别业，地名由此而始。
高舆从长相上太普通了，和一般庄稼汉无二，字也只识得斗大一筐。按照当世文饶标准，他只是一个半文盲，只是他这样的身份，却有一个极为不平常的背景，不但从父亲高超那里获得了所有的真传，更是系统化的读了李冰，王景，邓艾，郏亶等所有水利方面的专着，对他这样的大隐之士，他是水利方面的一代宗师，也完全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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