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即使两世为人，前世还曾在上海滩见过些世面，陶小霜也不禁心头火热。饿也饿不着吃也吃不饱的苦日子一过就是16年，现在总算是要结束了！
……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统一的国土带来的不止是和平，落后的农业生产、薄弱的工业建设完全跟不上新中国添丁增口的速度，于是，社会物资尤其是粮食的极度短缺让统销统购、定量供应成为了大势所趋。
1955年，全国开始实行粮食计划供应，于是粮票、粮证出现了——从此吃米面等主食光有钱不行了，还要票。
然后是肉票、油票，紧接着各种日常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也纳入了计划供应的范畴，于是副食品供应本、工业券等也应运而生了。
到了1968年，城市里的家家户户都把粮本和户口本放在一起，家庭的生活开销除了算工资外还得想想自家的副食本、煤本、工业券等等。
根据供应情况的变化和紧俏程度的不同，各种物资对应的票或证能买到的东西的种类和数量也是会变化的。陶小霜还记得在1960年自然灾害席卷全国时，沪上的肉票在年初时能按票值实买，到了年中就要‘节约’一半，等到了年尾更是拿着票也无肉可买了。
当然，各地的情况不同，物资供应也不同：有一年供应不上的时候，上海发过抹布票和牙刷票，可把阿拉们惊倒一地；而在一些偏远的小地方，听说常年都发火柴票、绒线票、针票、各种票——这些在上海都不用票。
另外，还要注意各种票证不同的使用期限和使用限制。比如这时出远门必备的全国通用粮票，因为其主要供异地出差的办事人员和地方调拨使用，所以使用期限至少是一年，使用范围则是全国。
而地方粮票就寒酸不少了，比如上海的地方粮票，那都是一季度一发的，用不完就过期作废，而且只能在上海境内使用。当然，例外也常有——去年里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沪上的各家大饭店居然只收全国通用粮票，反而不要本地的粮票了。
简而言之，这个年月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票证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票证已经遍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式票证的分配和使用极其复杂多变，说夸张一点，怎么得到和使用这些票证甚至都成了一门过日子的学问，精通这门学问才能当好家过好日子。
在这个特殊的年月里，从小寄住在舅舅家里等着二次分配票证的陶小霜很少有吃得好、吃得满足的时候。而口腹之欲长期得不到满足，人类就会对吃这种行为产生出贪婪的欲/望，陶小霜也不例外。
再美好的想象也是以后的事，眼前的早饭才是能马上吃进嘴里的食物。这种想法充满对食物的执着，在60年代里却是社会大众普遍的思维逻辑。
所以，只是憧憬了一下以后大吃大喝的好日子，她就被饭盒里发出诱人香味的金黄的煎蛋和油汪汪的米饭拉回了神。吃几口炒饭就喝一口酸梅汤下饭，她很快就把一饭盒的炒饭全吃下了肚。满足地放下饭盒，陶小霜想了想，对孙齐圣说，“大圣，你也去打牌吧，有宁鸥陪……”
一旁的宁鸥抢着说道，“对，我们不需要你，女同学聊天，男同学走开！”
孙齐圣把装满葱油饼干的袋子交给陶小霜，说道，“聊饿了就吃点”，说罢转身走了。
……
上午十一点，白炽的烈日开始升向天空的最高点。
聊累的两人赤脚朝外，横躺在床上。
“霜霜，昨天我遇到倪爱蓉了。”宁鸥很突兀的说道。
听到这个名字，陶小霜不由楞了一下。然后，她想了一会才想起了倪爱蓉是谁。
倪爱蓉其人曾经和宁鸥一样是陶小霜最好的朋友。蓉蓉、鸥鸥、霜霜，两年前三人曾这样亲密的互喊小名。
陶小霜上小学时，三人恰巧分在了一个班里，从四年级到小学毕业，倪爱蓉都一直是班长，而陶小霜一直是文艺委员，宁鸥则是雷打不动的体育委员。
上了初中后，倪爱蓉和陶小霜都考进了第9中学，宁鸥搬了家转到了其它的学校，但三人的感情却是越来越好了。陶小霜记得自己和倪爱蓉总是一起上学放学，星期日还叫上宁鸥一起去市中心的大马路逛街。
直到两年前，那场大运动改变了一切。激烈的派性斗争，血染的两条路线，社会动荡中，所有人都必须选择一个立场：是做造反派，还是做保皇党，或者是做个逍遥派！倪爱蓉选择做了个造反派，陶小霜和宁鸥却无心运动所以做了逍遥派，于是三个好朋友开始渐行渐远。到了1967年复课闹革命时，有一件事使两人和倪爱蓉之间出现了彻底的裂痕。
复课后，倪爱蓉作为运动活跃分子带头批判年级里的逍遥派，她‘大公无私’点了陶小霜的名，在全校大会上说陶小霜是消极分子，自己誓要和这个拖革命后腿的坏朋友断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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