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就是这些人帮他完成了一系列任务，或者说只是交账而已，这些人能在英国把中国的生意都做了，就是因为他们的商业文化和道德已经到了可以采取信用委托的程度，他们会收取自己应该收取的那一份佣金，却不会动不该得的一分钱，他们是贪婪的，但他们也是诚信的。
他们用怡和洋行转过来的两百万两银子，在英国囤积了一百万两的药品，又用剩余的一百万两银子，支付定金，向英国所有能生产武器的工厂，订购了大量的步枪、火炮等武器。
打仗打的就是武器，伍崇曜知道朱敬伦的判断是美国要打仗，他问过原因，朱敬伦说一国怎能两制，势不长久，又说林肯新党上台，必然要有所动作，仅凭这些就让人相信美国人要打仗，本来就不太让人信服，但是当时伍崇曜并不了解国际政治，懵懵懂懂连怀疑的理由都找不到。
当他问美国人要打多久，打多大，以确定他是不是该跟着投入的时候，朱敬伦说怎么也得打三五年，他又问原因，朱敬伦说那么大的国家，那么野蛮的人民，当然要打打仗，打久仗了。是啊，大国要打仗，而且是南北混一的大战，当然要打打仗，打久仗了，伍崇曜发现他竟然找不到理由反驳。
所以伍崇曜选择了跟投，朱敬伦只借了他家一百万，他却拿出了两百万，总计三百万，一起赌一把。
可是打仗买武器他能理解，买药品也能接受，但是朱敬伦还要买棉花期货他就纳闷了，美国人打仗跟印度人有什么关系，还有那个期货到底是什么玩意，他到了美国问了福布斯才知道，期货就是先交钱后拿货。
跟福布斯一番沟通后他才知道，这里边是有关系的，美国一打仗，棉花肯定涨价，朱敬伦先交钱，就等于在低价的时候订了货。
伍崇曜把期货理解为订货也对，因为订货只给定金，期货也只给一部分保证金，印度到英国的路途大概在两个月，朱敬伦把三十万两压在了棉花上，三十万两作为保证金，让他可以采购三百万两的棉花，当伍崇曜来到英国的时候，美国战争爆发的消息已经传开，可是那批棉花还在海上飘着呢，结果瞬间价格暴涨一倍，货还没有到岸，朱敬伦竟然就已经赚了三百万两银子了。
其实伍崇曜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些棉花没有在海上，朱敬伦会赚的更多，因为那些急于平仓的空仓需要补仓，会把价格抬到一个天价去。
仅仅是这个结果，也让伍崇曜颇为后悔，后悔没跟着朱敬伦一起做棉花生意，而把自己的资金主要投在了武器上，甚至他还创造性的囤积了一批粮食，他的认识是，打仗肯定得有有粮，有枪，投资这两项生意绝对不会赔，谁能想到棉花才是最好的生意呢。
棉花期货的运作方式，一下子让伍崇曜产生了强烈的参与冲动，这种一两银子可以当十两的制度，简直太不可思议了，相比要缓慢囤积和真实订货的武器市场，简直就不是一个时代的。
当然战争一爆发，武器和药品市场也跟着飞涨，涨幅倒也没有太夸张，因为美国軍队就那么点规模，北方名士兵，南方还不如北方，连美国人都不相信他们会爆发大战，欧洲人就更不相信了，决定市场的，除了供需关系之外，有时候人的心理预期也是重要因素，因为大家都不觉得美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即便有可能爆发战争，也不可能是大规模战争，所以哪怕美国真的爆发了战争，武器和粮食价格一时涨幅也不算大。
1861年4月15日，林肯发布宣言，宣布南部各州叛乱，号召人民为恢复联邦的统一而战。同一天，距华盛顿大约25英里的地方，弗吉尼亚州马纳萨斯的布尔河畔南部联盟博雷加德将军率领的2500人的军队狂呼着“向华盛顿进军”的口号，气焰十分嚣张。
就这种2500人就敢冲击首都的战争，指望他能拉动武器价格暴涨，实在是不现实。
因此伍崇曜在伦敦这一个月，市场上的武器价格也就上扬了三成，他以3两银子单价预订的大量枪支兵工厂不断的交货，而美国人也没有急着在市场上搜集现货，也只是给英国的工厂送去了大量订单而已。
这让伍崇曜有些担心，这些武器将来脱不了手，砸在手里，可是朱敬伦却十分坚持，最少也要以五倍价格出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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