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番禺信任知县周士俊，去年才刚刚上任，但是官声还是相当不错的。
此人是咸丰三年(1853年)甘肃籍进士，中进士之后调来了广东长乐县做县令，长乐县隶属嘉应州，也就是后世的梅州，是一个客家人聚集的地方，长乐县属于山区，但出产茶叶，当地人跟往来客商常常因为利益而发生械斗。
周士俊到任后，经明察暗访，采取果断措施，将带头闹事的人全部逮捕法办，依法惩治了祸首，平息了事态。应该说嘉应州这里也是械斗高发区，能制止住械斗，这个周士俊不管能力如何，起码是一个敢做事的，这一点比鹤山等地的县令都强得多。
英法联军撤走后，番禺县令李福泰不久因功升官到了广西，周士俊就接替做了番禺县令。
周士俊这种出身西北内陆地区的官员，往往有一种西北黄土地上的厚重，但同时也具有内陆地区人的保守性。
周士俊中进士做官后，赴任前专门去向他的老师辞行，老师一见周士俊，要行跪礼，周士俊一把扶住，将老师扶坐到椅子上，自己则仍像学生时那样垂手端立，恳请老师指点。
老师说：“你现在做大官了，但要牢记两句话，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周士俊恭敬地点头称是。
这种官员，是真的在恪守孔孟之道，也许也敛财，也收一些银子，但根子上有一种保守的正直。
这种正直，让周士俊在番禺也赢得了声誉，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敢跟洋人斗。
北京条约换约之后，洋人再次来到了广州，中国文官骨子里有种文弱心态，欺软怕硬，洋人展现了他们的实力，官员就不敢招惹了，因此再次来到广州的洋人，地位十分超然，有事情找官府，没有不应的。
洋人自己都没发现自己的价值，但是总有一部分奸猾的老百姓能发现，有人发现找洋人说话好使之后，遇到官司，就找洋人出头帮自己给官府施压，每每能打赢官司。理屈的一方只要向“洋吏”送礼，托他们走中国官员的“后门”，官司就能转败为胜。这一方面是中国法律制度的悲哀，一方面则不断的积压民怨。
周士俊到任番禺县令后，也很快就遇到了这种事，他对此深恶痛绝，决心好好整治一番。任上碰上一宗争田诉讼案，周士俊派人查清真相后，立马将理屈的一方抓了起来。但是抢夺别人土地的豪强，买通了洋人，去给当时的总督柏贵递了话。
柏贵就派人来给周士俊递话，希望他能放人。
周士俊态度坚决的回复：“此人犯法，证据确凿，未及审判，何能释放?”
柏贵解释说，这人入了洋教，有洋人说情。
周士俊不服：“县令不是洋官，大清朝也不是外国，在大清的地界，我拿的是大清的俸禄，怎么能听洋人的指挥？”
最后柏贵也拿周士俊没办法，反而让周士俊在广州扬名，老百姓说他不畏洋人，是强项令。保守封闭的社会中，民族主义情绪严重，周士俊跟洋人对抗，是有广大的群主基础的，所以若非万不得已，朱经理在真的不想收拾他。
但这种保守的官僚，往往也愿意做旧政权的忠臣。
朱敬伦闹饷的时候，由于担心出现当年华庭杰和李福泰出城组织乡勇围困广州的事情，就扣住了番禺和南海两个县令，等自己控制了局面，就把这两个县令请出来，希望他们继续做官，稳定地方。
做官他们倒是愿意做，可是之后一直跟朱敬伦做对，尤其是周士俊，当朱敬伦发出让全省州县递解官银入广州府官库的时候，他直接说钱都让朱敬伦抢了，他没有钱。
方山建议，严惩周士俊，给其他人做个样子。
朱敬伦深思了一番，这种有民望的县令，如果杀了他，自己不会有好名声，反而让这种人成神了，老百姓会一代一代的传诵。
“由他去吧，必要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敌人！”
朱敬伦解释道，这种不知变通的官员，就跟聂尔康一样，有时候也有用，现在用聂尔康的血已经震慑住了大多数州县，犯不着在杀一个文官了。
“番禺县就在广州城中，他翻不了大浪，只要他不试图鼓动乡勇，就不要动他。”
广州城现在已经替代新安县成了朱敬伦新的大本营，驻扎着朱敬伦的重兵，他倒也不怕这些官员的小小违逆，真正要担心的，是距离广州较远，但又有重要意义的州县。
惠潮嘉道道台孙凤翔很识相，有将军行文，皇帝遗诏，他很聪明的跟穆克德讷一样，将广州发生的事情，判断为朝堂之争，不但老实的将惠州、潮州和嘉应州三地的赋税上交，也没有阻挡朱敬伦往哪里派兵。
另外朱敬伦派兵也有正当的理由，他是打着防备华洋冲突的旗号去的，北京条约换约之后，潮州成了新增的通商口岸，一开始是美国人想入城，当地官府怕发生意外，将口岸划到了汕头，美国人进不了城，也没有坚持，但是英国人不干，他们比美国人换约晚，还是打了一仗后才完成换约的，后来却要先至，一定坚持要去潮州设立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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