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是一个转变的时代，最先转变过来的一群人有很多，而大明的官府竟然就位列其中，原因很简单，官员们看到采用了新的生产方式让国库丰盈，使用新的征税方式竟能废除两税，总之一句话，用新的东西让国家强大了。
哪怕从个人角度来讲，官员们也发现，鼓励发展工业，是最快速，最没有危险的一种捞政绩的方法。当自己的辖地，在短短几年之间，税赋增加一倍的话，而百姓却没有被盘剥，这怎么说都是一种政绩。
所以官府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打算使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强硬的解决问题，方法就是尽快进行审判，然后将几个烧窑工流放。
他们之所以决定快，那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一股反政府的舆论正在形成，这股舆论甚至比上次锦纶堂事件还要大。
锦纶堂那次毕竟是商人在闹事，直接闹事的人并不是工人，而是一群见不得人的流氓，因此尽管那次事件牵扯到的工人数量几十万人，可舆论上多少还是两边倒。
但这次不一样了，根据刑部的审讯，这些人真的就是一群烧窑工。人数倒是不多，只有三十多个，是附近时代烧窑为生的一个大宗族。
他们家从明代起就开始烧窑了，他们的老窑口在新安的鹰嘴山下，烧制的青砖过去行销新安、东莞两地，养活了全族上下三百多口人。
但现在生计日蹙，年关将近，可是窑场一年来就没开过几次火。一群苦闷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多喝了几杯，壮了胆子，来了脾气，越说越气，就有人提议要砸砖厂，就这么来了。
他们的境遇是值得同情的，可是他们的行为是不能原谅的，有锦纶堂前例在，官府认为向公堂诉告他们，很容易就能结案。
但社会舆论起来了。
尤其是几个月前，在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中精神信仰崩塌的一群老夫子，突然好像找到了共识一样，他们第一批站出来为烧窑工说话。哪怕有人认为烧窑工做的不对的，此时也不敢站出来说话。因此舆论竟然出现了一边倒的支持烧窑工的声音。
这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面对舆论一边倒的反政府言论，陈芝廷都慌了神了，这时代的官员，谁不在意名声呢？曾国藩那样休养极深的大儒，都会因为天下人的漫骂而病倒，陈芝廷的养气功夫远不如曾国藩，他有点无法决断的感觉。
他习惯在无法决断的时候来找朱敬伦，他本就不是一个强硬的官员，甚至远远比不上丁日昌这样的满清官员。
“他们犯法了对吗？”
朱敬伦问他。
陈芝廷点点头。
“那关你什么事？”
陈芝廷马上不懂了，皇帝这是什么意思。
朱敬伦叹道：“他们犯法了，自然有司法程序，你操那么多心有用吗？你想干涉司法吗？法院归你管吗？”
连声质问让陈芝廷如同醍醐灌顶，是啊，这些事不归他管啊，抓人、审人，那是刑部的事情，确实还算六部分内之事，可是法院并不归六部，朱敬伦当初直接划到了门下省，算是监察部门。
可问题是天下人现在骂的是官府，说的是官府昏庸无能，说的是奸佞当道，他陈芝廷是尚书令，他是宰相啊，骂官府不就是骂他，而且真的有人指名道姓骂的。
“你这城府还真是太欠了，当官哪有不挨骂的。只要他没有指着你的鼻子骂你，就当没听见吧。骂我的比骂你的多多了，我要是天天想这事，还活不活了？”
朱敬伦没说谎，骂朱敬伦的多了去了，但大多是大明之外的读书人，对那些人来说，朱敬伦现在就是逆贼。
陈芝廷叹口气：“那我能做点什么呢？”
他真的不想挨骂了。
朱敬伦叹道：“给那些家属一些照看吧。不能让孤寡坐困，让贫弱待死啊。”
陈芝廷点点头，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不清楚的地方报纸也早就讲清楚了，那些人真的是穷苦的烧窑工，真的是日子过不下去了，这一年来大多数人都是靠着打零工为生，明明是手艺人却不能用手艺吃饭，才做下这等错事。按现在的法律，他们流放无疑了，可他们的儿子怎么办，妻子怎么办，还有老父母怎么办。其中大半人正是生活压力最大的那批人，家庭情况也是最差的。稍微好一些的，也不至于愤怒到这种地步。
可是陈芝廷有一个顾虑：“如果犯人的家眷反而得到政府照看的话，这不是助长犯罪吗？”
这就是从政治角度出发了。按照故老相传的做法，中国法律讲株连，而不是抚慰。
朱敬伦则是从人性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犯人也是我们的子民，他们一时犯错，家人却是无辜的。我相信他们知错能改，流放几年后还能回来过日子。”
陈芝廷理性觉得这么做恐怕会有无穷的麻烦，但感性上他也觉得舒服很多，另外一点，如果官府这么做了，官府受到的苛责会变小。
陈芝廷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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