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建立华夏音像有限公司后，虽然因为别人都不懂音乐，实际负责人就曹志强一个，但总算是名正言顺的把做音乐的平台给搭起来了。
这就好比一支队伍，先把番号给你定下来，以后再招兵买马就方便多了，不会再有人说你大逆不道。
接下来么，就是找地方把曹志强的歌曲灌录成唱片了。
在一九八三年的国内，能灌录唱片的单位少之又少，而在京城么，总共就那么几家单位。
当然了，严格来说，其实也不是真的没录制唱片的地方。
其实这年头，用录音机录个音，再翻录成磁带去贩卖也不是不行，无非就是质量差点。
比如现在街头摆摊卖录音带的那些小贩，他们卖的港台歌曲录音带，基本都是自己盗版翻录的，照样卖的火。
还有一些翻录收音机里的相声评书，同样卖的很火。
但曹志强想要的可不是这种粗制滥造的货，必须是正规的高质量唱片，这就得找正规单位了。
要说正规录唱片的单位，中国唱片公司当然最好，但这家公司明显跟华夏音乐属于竞争关系，而且平时也没啥来往，估计不好打交道。
于是曹志强就拿着自己“原创”的歌曲，找到了中央台总编室的主任陈汉原，想让他来帮忙想想办法，找个靠谱的录制唱片的地方。
没想到，陈主任倒是个热心人，听说曹志强居然成立了一家有私人入股的股份制唱片公司后，本身已经十分惊讶了，又听说曹志强还创造了好多歌曲，要自弹自唱并且灌录成唱片，就更加惊奇。
其结果就是，陈主任十分热心的贡献出了中央台的演播室，用中央台的演播室，来给曹志强录歌。
当然，不是白给，而是要花钱的，而且不能白天用，只能晚上，也就是中央台的节目全都结束之后才行。
除此之外，中央台不但可以帮曹志强录歌，还能帮曹志强大量灌录商品磁带，甚至连空白磁带都可以提供，只需要曹志强给个友情价就行。
等于说，从现场录制，再到大批量灌录唱片，甚至包括录音带的制作封面等等，一切的制作事宜，中央台全都包圆了，为由发行方面他们不管，得由曹志强，或者说由华夏音像自己办。
这当然没问题，或者说，这超出了曹志强的想象。
毕竟是中央台啊，目前可是拥有最好的设施，由中央台帮助自己录制唱片，这得多大的荣幸啊。
不止如此，陈主任还说了，别说录音带，就连MTV录像带，他们也可以包，只要给钱就行。
再一问才知道，原来中央台现在也面临改革，说白了就是要想法子创收。
可一个电视台，能创收的项目就那么几个，无非就是拍广告。
但这时期的人呢，没有民营公司，基本都是国企跟集体或者乡镇企业，而这些企业的广告意识相当淡漠，找中央台打广告的并不多。
而帮助曹志强录制唱片呢，无疑也是一条来钱路子，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只要数量上去，油水也不少。
就这样，在陈汉原的千针引线下，曹志强就跟陈汉原介绍的两个负责后期制作的人，总共三个人，借助中央台的演播室，一起开始了唱片的录制过程。
因为前期条件简陋，所以什么大制作就不想了，曹志强就只是想搞个吉他自弹自唱。
另外，为了避免麻烦，所以一开始的歌曲，曹志强选取了主旋律的歌曲，也就是所谓的红歌。
虽然呢，随着1983年春晚的《乡恋》的热播之后，很多所谓的禁歌已经被解禁，一些情歌之类的流行歌曲，也不再被称为靡靡之音而被封禁，但总起来说，在1983年初的时候，内陆想要出唱片，还是要小心一点。
简单说，就是不同地方政策不同，有的地方，比如南方地区，流行歌曲已经完全放开，但有些地方，比如北方某些地方，对流行歌曲还是持怀疑态度。
曹志强是新人新歌新公司，创业的第一批歌曲，没必要一上来就跟政策以及风向顶牛，自然是先以红歌打头阵，这是最稳妥的运营方式。
选了又选，曹志强决定先以《血染的风采》以及《红旗飘飘》这两首歌当做开路先锋。
当然了，之前打动徐大爷跟王大爷的那几首歌，比如《骄傲的少年》，《追梦赤子心》等等，也是要录制的。
但那些歌曲要想唱出感觉，需要大量混音，或者起码需要一支小型乐队来配合，单纯自弹自唱的话，感觉要差点事儿。
于是乎，曹志强决定先把《血染的风采》跟《红旗飘飘》这两首歌，以单曲的形式推出，先看看市场接受度，然后再慢慢放出《骄傲的少年》这些。
为了方便圈钱，所有这些歌，都要一首一首的以单曲形式发。
发完单曲，再多加几首新歌，然后搞个红歌专辑，正式在五一节期间推出。
专辑名字他都想好了，就叫《那年那人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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