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坐在高高的龙椅上，看着下面的朝议。不同于奏报下旨模式，这些阁老和都督们似乎并没有达成合意。这让他联想到一个词“坐而论道”。虽然这种流行于秦汉的传统在宋时已经不见了，不过现在却又看出了端倪。
按照大明朝礼，百官行礼之后立于两侧，如果是侍坐御前，则在奏事时站起来，奏完之后才能坐回去。眼下这些阁老、都督，只是说话前起身行礼，旋即就可以坐着说话了，真是优渥到了秦汉时代啊。
崇祯并不知道，这是因为他这个皇帝在场，如果只是皇太子在，阁老先生和都督将军们连起身行礼这个环节都可以省略。
在朱慈烺看来，只是缩减几个小礼节就能让人觉得自己礼贤下士，待之以国士，世界上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事了。
待之以国士，自然当会以国士报之；待之以奴婢，则让人以仇雠视之。老祖宗们早就将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了。
在后世许多人说明朝大臣得跪着跟皇帝说话的时候，怎么能够想象神宗万历因为强迫一个小宦官唱戏未遂，一怒之下剪了宦官一缕头发戏耍，竟然差点被废去帝位。
崇祯也是践行这个道理，接见重臣时喜欢用家人礼，如今见儿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更是欣慰。
在他看来，任何一个能够明礼仪，不骄于人上的君主，势必不会成为一介暴君。而这是崇祯对儿子最大的忧虑，很难确定朱慈烺到底是太祖、成祖那样的戎马之君，还是会成为武宗、世宗那样的骄狂之主。
现在，崇祯算是放下了小小的忧虑，又想起了最近报纸上的种种论调。这位皇帝十分聪明，但缺乏看透迷雾背后真相的智慧。朱慈烺知道所谓禅位之说只是个闪光弹，但皇帝却实实在在被闪了眼睛。
——如今四海升平，就此退位也算失国而后复，未必会留下恶谥。而且皇太子开辟辽宁、海西两省，荣归于上，也算是给自己增光添彩了。日后若真有封狼居胥的不世伟业，难道也要叫儿子让给自己？
崇祯听着下面的争论，心中开着小差。
——崇祯二十三年，倒也够了。
崇祯轻轻掐了自己的掌心，下定了禅位的决心。
朱慈烺请父皇前来坐镇，并非自己镇不住，而是出于礼节的考虑。国家大事无非在于祭祀和战争，如果这么大的事不让皇帝参与，自己真成了跋扈。反正皇帝现在对于政事已经不甚关心，颇有一副甩手掌柜的模样，也不用担心他突发奇想，说些令人被动的话。
在阁辅与都督们的争论中，都督们努力将问题引向战术层面，而阁老们盯着全国战略不放松。看起来颇有些鸡同鸭讲的情形，但同时也是讨价还价的交手。当吴甡终于松口，同意在年内对日本进行惩戒之后，大都督府也表示了同意。
相比之下，对日作战更简单。从四年前皇太子就开始了琉球布局，有足够的文职官员处理后勤，有足够的通事翻译文书号令。加上琉球国提供的情报，大明对于日本萨摩藩岛津家族也有了认识，知道他们与毛利家族是两大反对幕府的力量，如果对他们动手，甚至可能获得幕府的默认。
而且日本有金山银山，日本铜是上好的铜料，硫磺的品质也高于大明——人家的火山还是活的呢。
相比之下，蒙古那边就什么都没有了。
“诸位时常引用吴子之言，‘一战者帝’，我也是深为认同。”朱慈烺道：“然而无论是南洋还是东洋，打下来并不能成就霸业，而且我们的海军还不足以毕其功于一役。真正能够成就千秋霸业的，始终还是在北方。”
照孙子所谓九地区别，蒙古这片开阔的高原——或说是被周围群山包围的盆地，其实一块“交地”。所谓交地，便是我可以往，敌可以来。从汉代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就通过这片交地，对华夏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尤其是汉朝有白登之围，匈奴的铁骑一度逼近甘泉宫百里之内。晋朝时更有惨绝人寰的五胡乱华之变，宋朝就不说了，到了明朝还有土木之变，每一次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而东、南两个方向，有大海隔绝，又因为其本国的战争潜力限制，对华夏其实都没有颠覆性的威胁。
当然，与世隔绝三百年，落后世界两个世代之后，发生什么怪事就很难说了。
“而且我做事，喜欢先难后易，只要解决了最难啃的骨头，往后就是势如破竹了。”朱慈烺毫不掩饰地将自己好恶展现出来。
一旦他这么说，谁都知道北伐是再难回避的了。
“这回我们的北伐绝不是像霍去病那样打击匈奴的有生力量。”朱慈烺道：“所有收复的土地、草原、山林，概视为大明领土，其上的百姓，无论是鞑靼人、瓦剌人，还是汉人，都一视同仁，受到大明律的保护和制约。所以内阁要准备好亲民官、法官的调任。”
“臣等遵旨。”吴甡代表内阁最终服软了。
“大都督府，”朱慈烺有意将目光在王世钦身上停留了一秒钟，“既然技术上讨伐蒙古是可行的，那么就制定完整计划，切实实施。不要担心花费巨大，也不要担心打的时间长，这是华夏国运之战，必须要打得漂亮，为子孙永绝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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