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举例，平民百姓的税负已经到了最大限度，只要再加一根稻草，他就崩溃破产了，你如何能给他们增加税收依然让他们生存下去？谁都知道，他们如果不能生存下去，就是现有的赋税都不能保证了。
而对那些本来没有税负和税负比较轻的人，你如何让他们掏出更多的钱来？泛泛的税法条款根本不解决问题。
一种变法，还没有出笼，就知道它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发许多新的矛盾，解决这个问题和矛盾，哪怕是推行新的法规，都需要更多的官员和费用。
而变法的根本目的是减少冗员冗费，你这样搞岂不是南辕北辙吗？
由此可见，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在官场上也是一样，皇上根本就错了，下面的官员累死也解决不了问题。
只是稍微变化一下内容，就使得问题更加严重，就是一个皇帝昏庸，累死满朝大臣小臣的效果。
可见，如果想变法，其实不光变法，任何事情都一样，都必须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皇上的毫不动摇的支持。
第二，皇上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并且推行正确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皇上理解和遵循天理/天道。
遗憾的是，宋朝没有一个这样的皇上。
尤其是徽宗和高宗时期，在悖逆天理的方向上登峰造极，从来没有正常的皇帝走得如同他们那样远。
回到法规设计导致冗员冗费从而形成超级庞大的官员队伍这个问题上。
如果你认为这种弊端只是造成人浮于事财政入不敷出并到此为止，你就太天真了。
宋朝的水比这深多了，冗员冗费只是表层问题，当然冗军也和这个有关。
大家都知道，人一多，各种与人多相关的问题自然就会随之产生，官员多则尤其与众不同的特点。
比如一个县官空缺，那里有二十人有资格去当，随之出现的问题都有什么呢？
第一，二十人有资格，并不是说二十人的条件一模一样，那么如何选拔二十人之一就大有学问、大有讲究、大有文章、大有问道、甚至大有奥秘了。
光是涉及这个选任事宜的人直接的间接的任命的推荐的就多如牛毛，而且从宋朝拉帮结派的官场来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支持人马，围绕这一个人选，不知道多少人会被卷入下场角斗。
这里面又涉及到那些人的能量大小影响大小甚至财力大小，这些东西搅和在一起，分外复杂。
而那些标准，怎么可能是明确的硬性的指标？许多东西都是可操作的软性内容，这就增加了更大范围的争斗，和结果的多样性，也许本来客观上只有二十人，一番操作以后，就变成了四十人。
也就是那些本来不够格的人选，他们本来只能征取县丞县尉一级，一番操作以后，也来竞争县令了。
当然，如果这个县令是个肥缺，更高级的官员，也许加入进来。
根据宋代官场惯例，每一个差派官，都有五六个职阶官与之对应，这进一步增加了竞争对手。
这种庞大的竞争对手作为基数可谓条件优越，可是它并不能保证被选中的人就是最合格的人。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恰恰相反，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越离合格条件远的人他争取得就越努力。
比如，别人只花一千两银子当润滑剂，他却愿意拿出一百万两银子打通关节。
那么，谁的中选可能性更大，岂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嘛。
一个人是否符合满足当那个县令的条件是软标准，可是银子却是硬邦邦的。
这就带来一个非常恶劣的后果：劣币驱良币。
也就是优秀的好官不屑钻营的候补官员继续坐冷板凳，而那些善于钻营不走正路的人充满官场。
而这种后果就是因为庞大的官员后备人选直接而自然造成的，是皇帝该认识和解决的。
就是皇帝的错误造成了洪洞县里没好人，好人不能久站朝堂。
相反，如果只有一个人合格，二话不说就让他上了。
省了多少事、多少钱？减少了多少麻烦？提高了多大效率？
更重要的是，这个宋朝官场的道德水准该有多大提高？
甚至皇帝的水平也会得到提高，毕竟没有奸臣蛊惑，他坏也没有方向了。
人多事多可能造成最差的人当政，这只是一个方面，人多生事才是最大的问题。
第二，剩下的十九个人制造了多少麻烦？
因为竞选失败，落选的人有了共同的敌人，就是那个成功上位的县令。
从第一天开始，把他弄下去就成了大家不言自明的目标，可以预期各种合法的非法的手段，从此就会层出不穷，从这些老对手纷至沓来，当然还有从新对手而来的攻击。
每年都有新科科考成功的新生力量加入竞争，他们也顺理成章将老一辈推进一步。
效果都是更多人来到那个县令面前，成为和他对战的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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