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种现象发生，前提是恐惧程度和心理承受度。一个人轻度恐惧在恐惧的同时大脑还有一定的判断意识。如果中度恐惧就会出现呆涕身体不灵活的情况。高度恐惧会出现昏倒或窒息的情况。
当恐慌达到一定程度被震慑绝望的瞬间，虽意识到危险，但身体怎么僵直在哪里动不了了？要逃跑却连抬脚都感到非常的吃力。
有这种现象发生，前提是恐惧程度和心理承受度。一个人轻度恐惧在恐惧的同时大脑还有一定的判断意识。如果中度恐惧就会出现呆涕身体不灵活的情况。高度恐惧会出现昏倒或窒息的情况。
现代心理学家发现，人与动物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人对不存在的东西会产生恐惧──他们自己也对这种现象感到奇怪，因为他们不知这种恐惧从何而来。探查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可以比我们探查一部作品更为有效地触及心灵的秘密通道。照英国神学家詹姆士?里德的说法“许多恐惧都是来自我们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不理解，来自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控制。”、“为了实现完满的人生，需要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获得控制恐惧的力量。”在现代社会，恐惧越来越有力地折磨着我们，到了每一个人都无法规避的地步，这让我想起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和散文家麦尔慈说，他将提这样一个问题：“宇宙对人类是友好的吗？”这个悬而未解的问题，困扰着许多自恃聪明的人，让人倍感世界的无常。正是由于人的有限与渺小，比之于宇宙与世界的深不可测，差距太大，才使人对许多无法理解的事物生出恐惧。比如，直到今天，在有很多人都幼稚地认为“四”、“十三”这些数字会给他们带来不祥，可见，面对世界的无常，人是多么脆弱而无助。
还有许多具体的事物，也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使人不得不恐惧。比如，苦难，或者说精神创伤，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不说人类历史上那些血腥、黑暗的段落，就是现在，思想贫困，情感颓废，爱情正走向欲望，高贵的精神正在世俗化的生活中退席，暴力增加，无处不在的核威胁，等等，都已经把人类推向了危险的边缘。这个问题重重的世界，不是人类所能轻易承担的了。尼采所预言的“超人”并没有诞生，而现代人却承受着“超人”才能承受得起的重负，这就是他们为何恐惧和绝望的原因。让我们回想一下古典神话中那个亚特拉斯吧！他可以把世界扛在肩头在北非海岸边的亚特拉斯山上散步，他这样做并不费力，因为他是亚特拉斯！但是，如果他将这个世界放在肩我们的肩上，我们就会立刻被压垮，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无法承受这个重担。精神问题也是如此。人从文艺复兴之后被确立为宇宙的中心，存在的终极，人便开始要为自己的生存负责，这就好比把亚特拉斯肩上的世界扛在人的肩上一样，最终会被压垮。人要为自己所作的付出代价，如同犹太人杀害了撒勒人耶稣要付出集中营的代价一样，每个人可以说都在付出代价。一次又一次存在的挫折，把生存的严峻性摆到了每个人的面前。在弗洛伊德时代，人类遭遇的还只是性受挫，到现在，成了生存的受挫，显得更加严重了。悲剧也许正是这样开始的：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根本无力为自己承担一切。我现在回忆古代圣徒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情形，他们可以将心中一切的烦恼、痛苦、不幸向那位至高者倾诉，伤心的眼泪可以向他而流，难以负荷的生存重担可以交托给他，是多么幸福啊！
可是，二十世纪的人类选择了自我承担的道路，这样，离弃了神圣的信仰，除了人的顾影自怜之外，在有谁来安慰我们呢？当我读着梵高写给他的恋人的书信时，我感到这个孤独的画家是那样地需要爱与慰藉；立体主义绘画大师比加索，一生都用立体法绘画，将人抽象成一些线条和方块，可是，他将他的妻子与情人却画得充满人性，这说明毕加索希望在这些情人的肖像中找到安慰；弗洛伊德在写给恋人的信中说：“小公主，当你来到我身边时，请无理性地爱我吧！”这说明弗洛伊德也渴望在爱中得到安慰，只是，他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太可怕了。弗洛伊德认为性是一切事情的最终目的，他在理论上并不相信有爱的存在。因着他作为一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原初的渴望真爱的本质，这个本质将咒诅弗洛伊德那种以性为中心的思想。当他说出“请无理性地爱我吧”这句话时，他里面所受到的冲击大概可以用恐惧颤栗来形容了。
梵高、毕加索、弗洛伊德的例子指明了一个共同的事实：人与自我分离了，即存在与本质的分离。就如卡夫卡所说的那样，我说的与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的又与我愿意想的不一样。这些分离的事实使梵高、毕加索、卡夫卡、弗洛伊德等人深深地陷于恐惧和绝望之中。他们无法使自己成为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更严重的是，每个人所生活的文化境遇仿佛都是一个巨大的茧，把自我囚禁在里面。这个茧导致人不单不能顺畅地与他人交流，甚至与自我的交流都疏离了。交流的不可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交流，而是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流）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每个人的我都成了孤独的我。孤独，真正的孤独。我想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整部影片充满的是按照像机快门的声音，几乎没有什么对白，即便那几个模特儿非理性的表演场面，也没有任何交流的暗示，最后，在网球场上，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孤独地打着网球，没有对手，这时，镜头不断地拉远，画面中的人不断缩小，直到剩下一个空旷的球场。这部电影与安东尼奥尼的另一部影片《红色沙漠》一样，充分表达出了现代人的孤独、冷漠、毫无交流与慰藉的空洞的景象。同一时期的电影大师费里尼、英格玛?伯格曼，几乎都在表达这一主题，以揭示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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