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这些不和谐的杂音，李慢侯的心情总体还不错，打了胜仗，哪怕胜利的过程有些荒唐，可是他觉得自己收获了很多。
第一次亲身参与冷兵器作战，让他领悟了很多，也领悟到他知道的还太少。他很好奇，林永这样的西军小军官，都能在战场上一打眼看出那种叫做“战机”的东西，而他根本看不到。如果是他，面对着慌乱的敌人，可能需要进行仔细的分析，而这个过程中，战机就已经失去了，况且这种分析，很可能得不出正确的结果。
他不知道林永这种经验丰富的军官，他们脑子里是一套什么样的思维框架，看到战场的情况，马上就能反映出该打还是该逃。但这肯定是一次次战斗中，积累下来的经验。这些经验经过他们大脑的整合，就成为他们解读战场的一套思维。
这样的逻辑原理，很难被科学验证，因此颇为玄学，被称之为战场嗅觉或者直觉。许多没有文化的将领，往往就是靠这种直觉打仗的，而他们打的反而比那些各种兵法精通的文人好的多，刘项原来不读书。
李慢侯脑子里也装了大量知识理论，这些理论现在反而干扰着他，他到现在，都无法理清到底是纪律重要，还是战机重要，到底应该以结果为要，还是以过程为要，如果以结果为要，那么只要打了胜仗，就可以纵容部下的擅自行动，如果以过程为要，那就必须严格约束纪律，事事必须请示，但那样就又失去了战机？可是理论又告诉他，纪律性是胜利的基础，没有纪律的部队，是打不了仗的。
纠缠在这些思辨似的战争哲学中，让李慢侯越想越头大，反观这些打赢了仗的士兵，他们什么都不想，高高兴兴，盘算着这次出战他们可以多领多少军饷。
这本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却又压在李慢侯头上，因为他的资金链终于断了。为了买马，他将原本还能支撑几个月的军饷都搭了进去，官府供应的饷银往往只能折现三分之一，他每次都发饷要亏空一大半。打仗打亏空，这是李慢侯早就能想到的事。他也没指望过缴获，今天花马刘那些赃物，清点后发现，没多少值钱的，看花马刘的穿着就知道，他们并没有抢到什么好东西，毕竟只是小股匪帮，只能抢劫一些村镇，能有多少好处。绝大多数都是粮食，少数金银，总计都不到一千两，跟几千人的军饷比起来，微不足道。
这次回去，还得发双饷，他真的发不出来了。继续跟士兵商议赊欠，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即便勉强接受，恐怕士气也会大受影响，即便不会溃散，恐怕也没多大的劲头战斗，一旦失信是很可怕的。为此李慢侯不惜再次低头去求两个公主，这次打了胜仗，多少让他不会那么难堪。
个人的委屈都是小事，这点上李慢侯比较豁达。
回到楚州，跟地方官产生了一些争执，楚州通判认为，李慢侯俘虏的这些义兵是土寇，应该交给他处置。而李慢侯坚持认为这些是流民，应该妥善安置。他没提出他想收编这些义兵的想法，军官私自扩大部队，在宋朝是犯忌讳的。两人争执不下，文贵武贱，文官根本不在乎李慢侯的态度，李慢侯索性搬出公主，表示他要把人带回去听公主定夺。
不欢而散，文官倒也不想惹公主，任由李慢侯带着这些惊惶未定的义兵返回扬州。
回到扬州，先处理收编事宜。花马刘是头目，而且确实骑术不错，不是骑马练出来的，是骑驴练出来的，过去是养驴的。但骑马也没什么大问题，比军中大多数人都好。这些义兵，在河北地界上奔驰了两三年，骑术都具备了骑兵作战的能力，当然不是什么精锐骑兵，能骑在马上打仗而已。
人数也不少，男人两百出头，女人却超过三百。还有几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也跟着他们骑马奔驰。不能动的老弱倒是没有，李慢侯看到女人堆里的老弱，其实只是伤病员，虽然有白头的，可依然能骑马抢劫，那么就能打仗，至少可以帮忙喂马、训练新兵。
总之这里所有男丁都是有用的，可以弥补李慢侯部队中骑兵不足的短板。至于女人，无一例外，全都是他们寇掠各地掠来的。对于这些女人，李慢侯跟她们商议，如果想回家的，会送他们回去。愿意继续跟着土匪的，让他们结为合法夫妻，给他们安置在扬州城。
大多数女子选择任命，既然被抢了，只能当土匪的老婆。安顿方案确定了，然后是整编方式。花马刘作为头目，李慢侯给他一个都头身份。允许他继续带领一支骑兵，兵额五十，将他们的马骡毛驴换上川马，机动性大增。其余一百人，则打散编制在牛仲和田氏兄弟手下。并将其中最早跟着花马刘的那些伙计，全都编到了马夫中，让他们照看军中牲口，这些人以前都跟着东家做驴、骡等牲口贩卖买卖，不但懂得照顾牲口，竟然还有一对父子是兽医。
妇人全部安顿到城中，以后她们就是良民了，不用在打家劫舍，也不用担惊受怕，由他们的男人挣军饷养活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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