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因香料而来，跟宋人关系日益紧密，宋国朝廷也有意识的拉拢欧洲人，向他们开放港口，甚至提供优惠欢迎他们贸易，这是宋人长期的政策，倒也不算改革。
宋人跟欧洲人的关系，让燕国的形势越发被动。
以前是燕国调动全世界的力量压制宋国，如今反了过来，反倒是宋国跟世界其他国家合作，对抗大燕。这些合作，虽然在中原一统问题上，可能帮助不大，但在海外扩张上，作用明显。
宋人轻易开发南洋岛屿的动力，就来源于欧洲对于香料的需求。欧洲的一些特别需求，对东亚人来说难以想象。比如毛皮，欧洲贵妇的狂热，让她们愿意用一个普通工人六千年的公子去购买一件奢华的动物裘皮。小小的花椒，在欧洲可以跟黄金等价。
中国人将毛皮最多视作昂贵的服饰，可欧洲人将其当做时尚，毛皮一旦涨价，中国人更愿意选择替代品，欧洲人却更加狂热，认为那是身份的象征，这样的场景，亦如后世日本和中国人对欧洲奢侈品的推崇一样，建立在非理性的文化消费上。
由于欧洲人有刚性需求，宋人就有动力持续在酷热的南洋岛屿开发，朝廷流放死囚，商人开办种植园，每年带来数百万两白银的收入。
海外开发，让宋人在大多数领域中，跟燕国的差距都在拉大，比如纺织工业，皮革工业，冶金工业，可唯独在造船产业上，双方并驾齐驱。宋人的造船技术和规模，都不输给燕国。应用于军事上，两国水师不管是装备水平还是战斗力都旗鼓相当，谁也奈何不了谁。
一旦开战，綦业确信在陆地上燕国还是能占据优势，但在大海上，很难占便宜。几年前的战争就是例子，两国水师展开了世界范围内的鏖战，损失相当，而且都很惨重。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下一场战争，綦业一定不会选择在海上开打。因为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最大的可能是惨败，因为宋人能得到欧洲人，南印度人的支持，有能力威胁大燕的海外基地。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綦业很清楚。那就是宋人更开放，宋人的港口愿意向夷人开放，而燕国的基地，排挤夷人。这样的政策，是李慢侯时代定下的，施行了一个甲子。老燕王这么做的道理，綦业也非常清楚，那就是独占海贸之利，结果是催生了一群富裕的燕国海商。
綦业并不仇富，他家就是最大的名门望族之一。战争中，富人的财富更容易为国所用。几年战争，让燕国积欠了十亿贯债务，债主都是富人。
最主要的是，来自海上的财富，不但催生了一个富裕的航海集团，朝廷也大受其利，没有海外的财富，燕国当年是不可能打造出全民教育的。
因为独占，就将大量海上势力逼到了宋国那一边。要改变也很容易，那就是开放，让这些海外势力可以利用燕国的海外基地贸易，那样很容易拉拢他们，毕竟如今占据着最好的海外基地的，依然是燕国，而不是宋国。
只是在改革上，綦业越来越慎重。他越来越认识到当年老燕王克制的原因，如果他没有贸然南下灭宋，如今燕国的局面会比现在好很多。财政一定是盈余的，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困苦。
他不敢肯定，一旦开放海外基地，是不是会拉拢到夷人势力，是不是会损耗本国利益。
结束了漫长的战争后，綦业的政策一项比一项保守。财政上尽可能紧缩，降低了官员俸禄，缩减了军事开支，将军队规模压缩在了三十万。其中十万都用来在长江对峙，十万驻防关隘，十万防御边疆。停建了大量丰亨豫大的工程，黄河治理的资金无法压缩，但是新的运河停建了，各地官署修缮的资金也缩减了。新开征了不少税收，在狮子口向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各国商船征税，在长江上向进出船只征税，在澎湖向往来商船征税。还加征十二都等海外领地的商税。
綦业的目标是，利用剩余的四年任期，将积欠的债务还清，他不想给继任者留下亏空，以免史书上将后来的问题记在他的账上。收缩带来的经济萎缩，各种生产都比较疲弱，民生更加艰苦。燕国开始经历长久的紧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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