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和经济的损失，对马穆鲁克政权来说，还是比较间接的。最直接的打击，是马穆鲁克和教法学者等精英人群的死亡。
相对于欧洲，天方教世界的精英阶层，在面对瘟疫时，要普遍更加尽责。苏丹和埃米尔们一般会坚守本地，为了躲避瘟疫而放弃管理职责出逃的人，往往被视为懦夫，受到人们的鄙视，甚至有人被迫又返回岗位。马穆鲁克也往往会被派往一线，维持治安，组织民众恢复秩序。
宗教学者和管理基层的教士们，在瘟疫期间也很尽责。按照文书记录，这几次大规模鼠疫中，乌莱玛阶层始终在坚持履行职责，组织人们祈祷，为死者义务举行葬礼，安抚恐慌的民众。
所以，瘟疫之后，并没有出现欧洲那样，教会因为面对黑死病时无能的表现，乃至神职人员的种种丑态，受到人们普遍质疑的情况。相反，人们对于宗教和神职人员，反而更加信任了，毕竟人家有事是真的上……
但这种结果，却很难说是不是好事。
从统计看，马穆鲁克的死亡率，比普通平民还要高。实际上，第一次黑死病，就几乎把马穆鲁克阶层彻底摧毁。苏丹纳西尔·盖拉温有两万四千名马穆鲁克。他去世之后，几个儿子陷入内战，正好这时候黑死病爆发，导致马穆鲁克数量锐减。疫情之后，已经只剩下1001个人了。
此后的苏丹们多次进行恢复的尝试，但很少有人成功。整个布尔吉王朝期间，皇家马穆鲁克的数量，几乎没有超越过一千人。
更严重的是，黑死病对于儿童，杀伤力更强。15世纪初，也就是郭康这个时代，学者伊本·比尔迪根据底万户籍册的数据，进行了统计。他发现，在一次75天的疫情中，损失了男人1065人、妇女669人、儿童3969人。
在民间，这恐怕只能算是当代的众多悲剧之一，但对于马穆鲁克政权来说，却是致命的。
马穆鲁克效忠的对象是领主个人，而不是整个王朝或者国家。按照传统，老苏丹死后，他的马穆鲁克也很难被继续重用，因为新苏丹往往不太信任他们，而是更信任自己亲手购买和培养的年轻亲信。
更何况，按马穆鲁克政权的特色，新苏丹很大概率并不是老苏丹的子嗣，而是起兵夺位的其他军头。因此，前任苏丹的马穆鲁克，反而是怀疑和监管的对象。
然而黑死病爆发之后，幼年、少年的马穆鲁克学童，死亡是最严重的；而前任苏丹的马穆鲁克，都是经历过瘟疫还活下来的人，抵抗力相对较强，死亡率就不算太高。这导致新苏丹迟迟不能培养出自己的新一代班底。这个问题，甚至影响到了马穆鲁克政权内部的势力平衡。
上一次黑死病爆发，就在不久前的1410年。这次瘟疫从叙利亚开始，在大马士革造成了五万人死亡，许多村庄空无一人，大片农田被废弃。而埃及的情况同样严重，谢赫的马穆鲁克学校里，有几百名学徒死亡，之前耗费巨资购买和培养的人才，几乎损失一空。
为了应对可能的外敌，只能顶着高价，走土库曼商人的路子，再紧急购入奴隶补充。而这些新人，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比不上之前，培训的也非常将就。当地学者记录说，就算集结全部的皇家马穆鲁克和哈勒噶军团，也就只有五千人，其中恐怕只有一千人堪战。
在这种情况下，谢赫想尽了办法，聚集了大量兵力，但质量十分堪忧，大部分其实都是临时凑数的。连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投入战场，作为总预备队的皇家马穆鲁克，素质都参差不齐——为了弥补数量的严重不足，谢赫甚至只能让新学徒也加入阵列。结果，很多所谓精锐，其实就是一群半大小孩，训练时间可能也就比义务制的普通军团兵，稍微长一点。他们的实战表现，自然也无法保证了。
知道了这些，郭康才明白，为什么当时敌人表现的这么奇怪。
经济和军事上的问题，进一步动摇了马穆鲁克的统治。1410年的瘟疫中，巴勒斯坦的乡村，受影响不是很大，但苏丹却想把城里损失的税收，加在幸存的村民头上，以此保证军费不下降。结果，人们纷纷逃离村落，躲避赋税。之前的农耕区，甚至开始游牧化了。
在紫帐汗国和叙利亚军阀筹备南下的时候，埃及方面没有从此北上的打算，当地人也完全是躺平的心态，可能就是因为之前已经被折腾惨了。无论是地方领主，还是普通人，都实在不想再去拼命了。
如果从未来看，这个趋势也不会就此停止下来，而是会再持续一百年之久，直到马穆鲁克政权灭亡。因为在之后的时间里，黑死病依然会不断爆发。
1460年，黑死病导致1400名皇家马穆鲁克死亡；1476年的爆发杀死了2000人；1497年，又有1000名皇家马穆鲁克亡于瘟疫。布尔吉王朝执政时间最长的苏丹凯特贝，一度也尝试过恢复经济和军事，但在历次瘟疫中，他的马穆鲁克死亡超过八千人。史学家们直白地记录说，“皇家马穆鲁克的城堡空空荡荡，因为他们都已经死亡”。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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