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道：“这条规则必须写入进去，这不但能迫使举荐者对被举荐者的监督，也能够使得那些权贵不敢肆意妄为地让亲人充当要职。”
赵拚点点头道：“君实言之有理啊！”
冯京也是表示赞成。
张斐却道：“我非常认同司马学士所言，这条规则确实有他的道理。但是，我们公检法是讲证据的，在司法来看，举荐者只要不违法，那我们就无权将其定罪，要不定罪，那怎么惩罚？
这是个行政问题，跟我们司法没有关系，倘若写入律法，那可就乱套了。
试想一下，检察院在上诉时，询问司马学士，张三可是你举荐的？司马学士回答是，然后检控官就说，好吧，那你也犯了贪污罪。诸位难道不觉得这很怪吗？
而且有可能让检察院以此为由罗织罪名，大兴牢狱，这是断不可取的。”
司马光点点头道：“这倒也是，这条规定，跟公检法匹配不上。”
旧司法中，可以这么干，但是公检法不能这么干，因为这破坏公检法的制度和法制之法的理念。
富弼问道：“行政规定和司法规定有何区别？”
张斐道：“行政规定主要面对的是官员，讲究的是不能不理，但审理制度相对比较宽松，不需要强调证据，但惩罚也是非常轻的，最多就是解除职务，而司法是面对所有人，讲究的不告不理，审理制度相对比较严格。”
富弼稍稍点头，若有所思道：“好一个不能不理，不告不理。而贪污罪行几乎都是涉及到官员，我们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来修法。”
在坐的人纷纷点头。
以前是不分行政和司法的，因为法律就是用来约束大臣的，如果两分，其实是遵从慎刑思想。
尤其是公器私用罪，这里面是可大可小，比如说，用官烛看家书，这算不算公器私用。
如果算成司法，这问题就大条了。
但如果能够两分的话，就可以细化，同时去强调清廉正直，这样他们就可以将道德约束着重用于行政规定上。
于是在这番修法过程中，就开始大量区分行政规定和司法规定。
随着这些消息传出去，朝臣的态度，也渐渐软化。
到底区分行政和司法，是能有助于他们避免公检法的监督。
关键还是此番修法，主要是遵从慎刑思想，对于官员而言，是非常友好的。
立法会见火候也差不多了，于是在整合出一个大致的框架后，就上呈给皇帝，这其中就包括皇帝的无上赦免权。
这不是最终法案，最终法案是要等到年底的立法会大会。
但这事涉及到敕令，首先得皇帝答应啊！
朝臣们则是选择沉默。
反正是极不情愿，但也不反对。
最终，这份法案还是得到皇帝的认同。
根据之前的制度设计，皇帝是可以用委婉的方式，去干预立法会，干预皇庭，这里再来一个赦免权，这等于是作为最后的保障。
那赵顼当然是答应的。
只要对臣子的约束是强于对他的约束，那他就是赚的。
得到这法案通过之后，王安石立刻开始为底层官员鸣不平，认为他们的薪俸太低，若不提高薪俸的话，这贪污之事是难以得到减少的。
于是他拿出一套完整的升职奖金制度，也就是根据每年税收来作为主要政绩，连续三年税收都得增长，就必须升职加薪，并且提出将税收增加额度的一般，算作差遣官吏们的奖金和地方上的建设。
这立刻就遭到保守派的反对。
王安石这一撅屁股，他们就知道这要放什么屁。
完全看成绩，而不看道德，这怎么能行，到时提拔上来的，全都是薛向这样的官员。
但王安石对此是据理以争，认为在公检法和税务司的制度下，想要提高税收，就必须要提升百姓的收入，这就是官员们的最高道德，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为国为民，比那些就只知道嘴上哔哔的强得多啊。
顿时赢得许多官员们的支持，尤其是年轻官员们，包括公检法官员在内，因为公检法里面的年轻官员最多。
保守派则是全部失声，因为他们之前反对，那是认为用这个做唯一的政绩，那官员不得往死里压榨百姓。
就忽略掉了公检法和税务司。
有了公检法和税务司，好像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如果提高百姓收入来增加税收，这无可挑剔啊！
他们保守派的理念，就是稳住就行，不求你增加百姓的收入，但求不减少，国家少剥削百姓，他们就已经是心满意足，你这还要求增加，那他们当然是无话可说。
而这个建议，与赵顼官职改制非常吻合，所以最终这项政策，是非常顺利地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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