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赵顼还是没有彻底废除三司，也没有将三省六部制贯彻到底，这令不少大臣是松得一口气。
其实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都不太赞成这么干，他们认为这么干，效率会更慢，而且会失去对皇帝的制衡。
是一个部门权力大，还是三个部门权力大，这都不用去想。
至于赵顼为什么没有跨出这一步，大家其实是心照不宣，可不是因为他们愿不愿意，而是因为那场旱灾，令赵顼心生忌惮。
而国家战略方针的转变，也可以说在某一种程度上，为朝堂上的党争在降温。
因为这个战略，显然是更符合保守派的理念，但是革新派也没有去拼命反对的，因为这个内政就还是以王安石的新政为主，可不是说将新政给废除。
就不像历史记载的那样，王安石主政期间，是将保守派全部赶出朝野，不管他们的建议对与不对，绝不采纳，反之亦然，保守派上台后，直接将新政全部废除，不管好与不好，必须全部废除。
变成一个零和博弈。
而导致这情况的改变，就是在于现在朝中出现第三股力量，也就是公检法。
公检法原本是属于保守派的，但是随着政法分离，导致革新派中和保守派中，都有一部分人是坚决反对公检法。
这就直接打破了党争的界限，双方出现一个非常明确的共识。
此外，公检法掌控的是审判权，强调的是公平，是对权力的制衡。
苏轼提到的纸币问题，其实就反应出，这党争是在弱化，要是以前的话，就是拼命反对，坚决不让王安石发。
而现在苏轼是在问，公检法如何制衡。
公检法是将两边都给卡住，现在司马光也不担心，你王安石会乱来，王安石也不担心，自己的政策会被人故意破坏。
一山不容二虎，但如今是三权争霸，就变成合纵连横的游戏，不可能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当然，公检法也无法彻底消除党争，只能说在这一时刻减缓了这种现象。
虽然关于官制改革的这一道诏令，是今年赵顼下达的最后一道诏令，但赵顼没有就此休假，因为还有一件事，未有给出答案。
就是那部《临时法》。
之所以一直等到现在，就是因为赵顼想给张斐多一点时间去看，而张斐也是赵顼今年召见的最后一个大臣。
“关于那部《临时法》，你可看过了？”赵顼问道。
张斐讪讪笑道：“不瞒陛下，我还只是大概看了一遍，不过我一直都有参与，故此也算是比较清楚。”
赵顼点点头，也没有跟他计较，“其实这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人上书朕，不希望朕通过这一部《临时法》。”
张斐立刻问道：“可是因为那八议制度？”
赵顼点点头。
这“八议制度”可谓是整个封建法的核心，名曰：一议亲，二议故，三议贤，四议能，五议功，六议贵，七议勤，八议宾。
属名例律。
亲”指皇室一定范围的亲属；“故”指皇帝的某些故旧；“贤”指朝廷认为“有大德行”的贤人君子；“能”指“有大才业”，能整军旅、莅政事，为帝王之辅佐、人伦之师范者；“功”指“有大功勋”者；“贵”指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勤”指“有大勤劳”者；“宾”指“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
唯有“十恶”不赦。
其余的罪行，秉持的原则就是“大罪必议，小罪必赦”。
人们常常说得“刑不上士大夫”的主要依据，就是出自这条律例，这也是继承唐律疏议的，并非是传闻中那块太祖立下的石碑。
也正是这条律例，维护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
然而，在这一部《临时法》中，富弼将八议制度从名例律中删除，归于赦免法案中，也就是说但凡涉及到八议范围，其中的刑事处罚，是必须交予皇帝批示。
权贵们计较的就是这一点。
因为皇帝可以赦免，但他也可以不赦，到底法律不再保障他们的特权，这就打破了刑不上士大夫或者刑不上权贵的原则。
可也有部分大臣认为，这将保障他们不会被皇帝任意惩罚，许多清廉的官员就认为这将有利于他们。
故此才能够在立法大会上通过。
张斐道：“我觉得富公在疏议上，写得已经是非常明确，我也非常赞同，法制之法扞卫的是君主、国家、百姓的利益。
古往今来，那些叛臣贼子，不是因为他们隐藏的有多好，而是因为当时的司法，并不是在维护君主、国家、百姓的利益，而是维护君主和他们的利益，故此他们的罪行往往会被掩盖，以至于他们愈发膨胀，最终酿成大祸。
这里面还包括对外的战争，就比如说，贪污军饷，以次充好，杀良骗功，等等。
故此在疏议中，富公是清楚的写明，皇庭是有必要让陛下清楚的知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陛下才能做出最为明智的决断，否则的话，陛下可能也不清楚，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引发多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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