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并不能一一预知自己将面对的困难，但他能够体会到，在前世做这类事情，将会有多少艰难险阻，滔天巨浪。一个不小心就粉身碎骨，甚至还要从历史里抹掉名字。
丈人林文思给自己取字云行，寓意“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取的时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徐平却真地要背起这个“天下平也”的责任。他不敢奢望为万世开太平，但最少在面对外敌的时候，不能再如历史上一般，让这个寄生的军事集团御外敌疯狂敛财，上阵全不用命。当无法支撑便摇身一变，为敌前驱，在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原大地上烧杀千里。
永嘉之乱，中原陆沉，这片大地已失汉人武德。徐平要做的，是在中原大地上，再把汉人的武德立起来。如果天有文武二德，这就是再造天地之举。难与不难，其间自知。
汉人的军制其实也简单，无关募兵征兵，无关常备征戍，而是在文化底层、心理上面与这片土地合为一体。兵就是民，需要他们穿上戎装就穿上戎装，需要脱下来的时候就脱下来。穿上戎装是兵，脱下戎装是民。以后当不再有武人，不该有人跳着脚说“吾辈战争夺富贵，马上觅封侯”，只有面临外侮，上阵浴血杀敌的子弟兵。
兵民本一体，只是手中拿着的东西不同。外敌来侵，自当奋起抵抗，不问待遇，不问自己的前程，因为这本是自己的责任。
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己矣。拿起刀枪为国而战，是民的忠。对有功者封爵厚赏，是国的恕。民失忠，则加以刑戮，国失恕，则群起而攻。
这种军事文化之下，表现出来的核心，便是不许兵将世袭，军中不能全赖阶级法。
出现历代从军的将门很正常，只要这是在正常的军制之下。但是，军中不能兵将全来自于同一个集团，世代相袭。
便如这个年代，文人投笔从戎是没有机会的，没有上面的人赏识你，老死也只能是一个小兵。以军功升迁，首先你得有计军功的资格。阵前杀敌朝廷计功，如果只是士卒，那么赏钱是给你的，军功升迁则是统兵官的。而在军中，小卒基本没有机会成为统兵官，能够改变身份的，最好是升为班直。不管是历史上的狄青，还是天都山下战死的任福，他们能从小卒成为大将，都是从班直外放兵职。
班直不能类比于后世军校，因为军校是向全民开放，为军队服务，而班直不是。把军校变成班直的形式，向社会封闭起来，就会形成军队脱离国家和社会的倾向。而在脱离于国家和社会之后，军队就有了与统治者个人结合的需求，不管这个人称皇帝，还是换一个名字。只有与最高统治者结合，才方便他们把社会资源自己转移。这种结合不是对统治者的忠诚，忠诚只是外在表象，一旦向他们转移社会资源的能力不足，他们就会换个主子。
统治者喜欢这么一个集团，就是因为表象的忠诚。只要你还有钱给他们，他们就是你最忠心的奴仆，欢天喜地执行对内镇压一切反对力量的使命。外战输了不重要，只要你付的价钱还是能比别人高，地位依然固若金汤。只是天下之财有限，而人的贪欲无限，终有一天统治者会给不起价钱，他们中的很多人会摇身一变，去找那个给得起钱的人。
这样一个群体，战斗力会飞速下降，天下之财会被很快消耗。这中间的平衡能力，加上各种因素，便就成了一个朝代存续时间长短很重要的因素。混一宇内，外无强敌，付出的成本便会小一些。强敌环伺，则很快天下就无法承担。敛财能力强的政权，支撑的时间长一些，而敛财能力弱的政权，则就迅速灭亡。
大宋敛天下之财以养兵，连皇族都要忍耐让步，更何况其他群体。支撑这样一支军事力量的能力，自然也就强那么一点点。只不过这支军事力量是为了镇压内部而生，面对外敌天生就没有战斗力，稳住了内部，最终还是要被外敌灭掉。
军队是一个特殊群体，必讲阶级。但如果所有事物、管理手段只剩一个阶级法，军队也就成了私军，成了统兵官的个人物品。军队对国家的忠诚，就被替换成了统兵官对国家的忠诚。而在以利益收买来换取军队支持的逻辑下，收买统兵官比收买军队便宜一点。
为谁而战？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制度上保证才可以。在世兵世将，统兵官绝对掌控一支军队的时候，什么样的口号都没有用。军法执掌者为什么要独立于统兵官之外？就是要监督制度的执行。徐平设军法司，本就是沿自汉朝的军法正。
一切行动听指挥，和服从是军人的天职不是一个意思。前者说的是军人的责任，后者说的是军人是统兵官的奴隶。指挥不来自统兵官个人，而来自于他这个身份，来自国家赋予他的权力。个人和职务要分清，制度首先要确保这一点。
天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国家大事，军队是国之重器，岂容几个野心家当成自己搏封侯夺富贵的工具。兵哪怕当一辈子，也只是穿着戎装的民，而不是脱离于社会，与国家和民族无关的一群世袭之人。兵民一体，只有在这个逻辑之下，战功封侯才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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