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垕：虞晃“擅为调兵”。
朱詹：“臣闻将帅者，君命有所不受，可临时变机。若沙场之上，事必待诏，则动静变化，不能应卒，何能破敌致胜乎？故臣以为，晃不为罪。”
冉垕：“彼若在外，自可随时制宜，然其发兵出师，始定谋于州境，非决机乎戎场，岂刺史可断征伐邪？”
群臣同意冉垕的观点。
“擅为调兵”是冉垕弹劾的理由，这个描述过于笼统，可以先搁置不论。朱詹则表示虞晃作为将帅，可以“临时变机”，不需要“事必待诏”，总之，朱詹认为将帅可以因时制宜。但冉垕最后的反驳是：“彼若在外，自可随时制宜，然其发兵出师，始定谋于州境，非决机乎戎场，岂刺史可断征伐邪？”这个反驳最终得到了群臣的肯定，朱詹再也无法对冉垕的反驳进行反驳。那么，冉垕这个反驳究竟是什么意思？冉垕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首先，冉垕肯定了朱詹所说的话的一部分，即认为“彼若在外，自可随时制宜”。但冉垕又指出，“然其发兵出师，始定谋于州境，非决机乎戎场”。可见，在冉垕看来，虞晃如果在“州境”之外作战，是可以因时制宜的，但问题在于虞晃在成功击败鞑靼进攻后决定“发兵出师”（即追击鞑靼）时，是在“州境”之内，而不是“决机乎戎场”，冉垕认为，在“州境”之内的情况下，刺史是不能够“断征伐”。所以，归根结底，冉垕认为虞晃应当被治罪“擅为调兵”的原因是在非特殊情况（即“非决机乎戎场”而“定谋于州境”的情况）之下，刺史不能够“断征伐”。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东秦刺史的军事权限是怎样的？《前秦书·军兵志》：
诸州都督总领本州兵马，秩四千石，雍州以西京所在，秩五千石。然自开秦以来，凡为都督者，必为刺史。而凡为刺史者，未必都督。诸州除郡兵之外，各设州兵一军，有都督则属都督，无都督则属刺史。刺史加都督者，调郡兵无议；刺史无都督者，调郡兵必有太守或郡尉之印符，或奏于东都兵部，或奏于西京留守，然后事急可从权，不须报而发郡兵。?
由此可知，刺史在不加都督的情况之下（虞晃即未加都督），只能够调属于刺史统领的“州兵一军”（东秦一军为一万五千人），如果要想调动“郡兵”，必须要有太守或郡尉的印符，并将其情况报告给洛阳或者长安（在紧急情况下甚至可以不等待洛阳和长安的回复）。那么，由此可见，刺史被限制的“断征伐”的权限主要在于调发“郡兵”的情况，并且，刺史如果得到了太守或郡尉的印符，并将其情况上报，也是可以调发郡兵的。因此，如果冉垕想要成功弹劾虞晃，那么虞晃就必须调动郡兵，并且没有得到太守或郡尉的印符（或未将其情况上报）。但是，《前秦书》并未记载虞晃是否调动郡兵并且没有得到太守或郡尉的印符（或未将其情况上报），这使得“虞晃案”的逻辑链条出现了断裂。
然而，《东都世言》却保存了一则极为关键的史料：
六十九：鞑靼首领莫佩他尝寇并州，为虞并州（注曰：并州刺史虞晃）所破，并州总州郡兵马数万，出境追北，馘斩数万，威震沙漠。而并州初调诸郡兵，奏称将以御敌，未言跨境而穷讨。于是冉御史垕（注曰：御史台令冉垕）劾其枉调郡兵，自作决断。朱尚书（注曰：尚书台令朱詹）以为：将帅者，君命有所不受，可临时变机。御史执曰：“彼若在外，自可随时制宜，然其发兵出师，始定谋于州境之内，非决机乎戎场，岂刺史可断征伐邪？”竟免其官。?
这段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几点极为关键的信息：1.虞晃起初确实调动了“郡兵”，原因（或用处）是“将以御敌”，对于这次调动，虞晃上奏了朝廷，在上奏中虞晃对于调动郡兵的原因（或用处）只谈到了“将以御敌”；2.在击败了鞑靼的进犯之后，虞晃再一次调动了郡兵以追击鞑靼（虞晃此处“总州郡兵马数万，出境追北”，显然不只带了一万五千的州兵），而对于这次调动，虞晃却未向朝廷上奏（笔者推测应当是当时战况紧急，未能及时拿到太守或郡尉的印符）；3.冉垕针对虞晃调动郡兵追击鞑靼却没有上奏朝廷一点进行弹劾。?
综上，冉垕对虞晃的弹劾的逻辑链条成功得到了闭环。那么“虞晃案”的本末就变得清晰了，其可以简单概括为：虞晃因为调发郡兵追击鞑靼时未及时将情况上奏给朝廷，被冉垕弹劾；朱詹试图以“沙场之上”可以因时制宜为理由，为虞晃开脱；然而冉垕以虞晃进行战略决策之时在“州境”之中，而不是“决机乎戎场”为由，坚持弹劾虞晃“擅为调兵”；最终弹劾成功，虞晃被免官。
三、“虞晃案”的影响：“彼将坠者，其社稷江山也！”
“虞晃案”最终以冉垕成功弹劾虞晃，虞晃被免官为结果。“虞晃案”对于东秦后期政局而言，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其直接影响自然是虞晃被免去并州刺史一职，并州刺史一职由冉垕之子冉由接任。此外，“虞晃案”还有着不小的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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