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中国文明发展中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
在它之前很多制度还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比如兵役制度。
唐朝之前当兵是不发工资的，军粮、军械之类的还要自备，有些贫困家庭甚至因为负担不起兵丁口粮破产。
当然了，身为当权者必须要想办法给当兵的发福利，要不然谁还愿意跟着他干。打胜仗会给奖赏，攻城略地后允许抢战利品之类的。
初唐采取的是府兵制，当兵之后分几百亩良田，军粮、机械全部从几百亩良田里出，朝廷不发一分钱军饷。
但一次性领了几百亩地够一家子富裕的过好几辈子了，当兵的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作战非常勇敢。
所以初唐的军队战斗力非常可怕，往往能击败数倍于己的敌人。
到了开元年间人口暴增土地兼并严重，国家拿不出那么多土地养活府兵，才开始了募兵制，就是当兵吃饷。
人活着才能拿军饷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当兵的都不敢死，战斗力直线下降。
唐德宗年间甚至出现了皇帝花钱雇佣军队讨伐藩镇，结果那些军队和藩镇联合演戏骗皇帝钱的情况。德宗也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皇帝，可对此也是毫无办法。
除此之外，当官也是没有俸禄的。
准确来说只有京官才有俸禄，地方官没有。朝廷给地方官划分职田，地方官吏的俸禄和衙门的开支全都从职田里来。
军队的饷银和官吏的俸禄是朝廷最重要的两大开支，初唐年间不用为这两项支出发愁，朝廷的负担就小了很多。
这种情况也造就了初唐年间奇葩的税收政策。
盐铁私营，不收商业税，连户税征收都断断续续，李渊和李世民知道百姓穷，经常赦免某地不用缴纳户税。
真正能按时征收的税只有一种，地税。
这也就是为什么初唐年间朝廷岁入才三四百万贯的原因。
这个数额对一个朝廷来说非常少了，比起其他大统一的王朝可以说少的可怜，甚至都不够制服宋朝一年官奉的。
但初唐朝廷不用支付军饷和官奉，需要花大钱的地方就比较少，一般就是修驰道、筑河堤，遇到灾年赈赈灾，打了胜仗犒赏三军之类的。
紧紧巴巴的这些钱也够花。
正是因此，作为税收主要来源的户税，在初唐并没有被重视起来。
朝廷连丁税都不怎么收了，全面清查人口的动力自然就不足。
更何况那些隐户黑户大多都掌握在世家豪强手里，强行去查费时费力不说，还容易引起社会动荡。
此时的世家力量还非常强大，李渊和李世民非常清楚自家是靠什么立的国，自然不敢把世家豪强往死里得罪。
于是清查人口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自然而然的就被大家给忽略的。
再说此时外敌林立，朝廷优先对付的还是外部势力，内部只要不发生动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
岳山穿越后给朝廷提供了无数来钱的门路，在北方搞了个商贸之城，朝廷借鉴他的思路在江浙道松江府搞了个申城，又力主岭南大开发让朝廷多了一座粮仓。
朝廷因此每年多了一千多万贯的收入，去年也就是贞观十年，朝廷一年收入近两千万贯。
只不过让朝中诸公不满的是，近千万贯归入了内库，这也是为啥户部尚书动不动就哭穷问内库要钱的原因。
有了这么多钱，朝廷的财政可以说已经富裕到两个钱当一个花的地步了。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更加没有动力搞什么人口普查了。
但从长远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人口普查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越早开展越好。
岳山不是户部尚书，对这件事情了解的不清楚，但张鸿找他一说他就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了。
自然是举双手双脚赞成。
同时对于提出这个建议的张鸿也是另眼相看。
这是一个会做事敢做事的人。
敢做事就不用多说，不惜得罪世家豪强搞人口清查，肯定是个敢做事的人。
会做事是因为他瞅的机会非常好。
首先大唐已经击败了东突厥解决了最大的外患，可以回过头来收拾国内那些杂七杂八的势力了。
其次朝廷四处搞大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有了清查人口的动力。
最后，岳山搞全国打拐。人口普查很难开展的下去，地方阻力太大，搞不好清查人员莫名其妙命就没了，和六扇门合作就好办的多了。
六扇门本身就是暴力机构手中握着刀把子，有权力调动地方衙门的差役还能申请军队帮忙，不怕地方豪强聚众反抗。
而且想深入打拐必须要摸清楚地方的人口，你连某地有哪些人都不知道怎么打拐。
如此一来户部和六扇门就有了共同的目标，有何合作的基础。
以上种种条件加起来，可以说现在是搞人口清查最好也是最合适的机会。所以岳山才说张鸿是个会做事的人。
但很多时候岳山这个人要么不做，要么一次性把事情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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