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主流经济学家无法接受弗兰茨的取消人头税的做法，然而这却激起了另一部分人的支持。
这些人大多来自英、美、巴西，他们大多数是废奴主义者、自由派，以及一些哲学家。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亨利·大卫·梭罗、多罗尼姆。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英国着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自由主义者，但又支持功利主义。
亨利·大卫·梭罗，美国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也是一位废奴主义及自然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曾因反对人头税被捕。
多罗尼姆，巴西诗人、改革家、政治家、废奴主义者，曾经在自己庄园内发动奴隶起义，结果被自己的管家镇压...
这些人虽然看上去有些不靠谱，但实际上他们有很多超前的想法，并且大多数人发自真心想要改变世界的局面。
这些人可以作为顾问，至少他们可以提供一些失败经验，同时还可以背锅。
取消人头税之后，平民的负担大大减轻，有些人甚至不需要交直接税。
人们的生育不再需要顾及人头税，那么按照当时民俗和宗教传统，他们肯定要生个痛快。
施行新税制之后平民逐渐不再那么畏惧税官，甚至乐于交税，毕竟税钱不多而且可以享受如义务教育、定期免费诊断等方面的权利。
同时人们对于揭发隐藏财产的热情极大地提高了，于公这是正义的行为，尤其是那些不义之财就该被揭露、就该被物归原主。
这种行为更是在维护国家、公众的利益，甚至能促进社会公平，也属于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于私这样做很爽，毕竟老爷们通过逃税、避税赚了钱只会觉得是自己机智过人，只会更加看不起那些守法的平民。
但帝国有了钱确实会做一些利国利民的实事儿，并且还会给举报人一定的物质奖励。
再加上累进税制的引入，奥地利帝国的税收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还更上一个台阶。
至于税收问题，皇权不下乡这个问题早就该解决了，正好还能解决奥地利帝国公务员数量严重不足这个问题。
弗兰茨肯定要大举招募公务员，但这些公务员也不能都在城市里闲着，下乡教书、收税正合适。
一面教书，一面收税也不容易耽误了人才。同时弗兰茨还要建立户籍制度。
加强中央集权就必须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削弱地方士绅的影响力，弗兰茨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完成对基层的掌控。
此时的奥地利帝国人口比整个德意志邦联还要多，虽然此时德意志邦联吸收了荷兰、丹麦、瑞士，以及比利时部分地区和阿尔萨斯-洛林，但也只是刚刚突破4300万而已。
德意志邦联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国家有人头税，有的国家没有，但弗兰茨会帮他们一一打破枷锁，毕竟移民也是奥地利帝国的重要人口来源。
隔壁的邻居法国就比较惨了，在失去了阿尔萨斯-洛林和比利时之后，又失去了德克萨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几乎所有海外殖民地。
此时法国的人口已经跌至三千万，而在经济危机、政治混乱，以及卫生和医疗条件下降的情况下这个数字有可能继续降低。
英国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英国人口虽然已经超过2700万，并且出现了数个超大型城市。
但英国人在维持着超高生育率的同时也维持着超高的新生儿死亡率，由于霍乱和过分贫穷，以及屡禁不止的童工问题，普通家庭的孩子很难活到成年，这个数字甚至一度低于50%。
至于俄国的人口则是始终成谜，但刚刚得到特拉布宗、埃尔祖鲁姆两省，又扶植了亚美尼亚傀儡国，它的人口必然会迎来一波爆发式增长。
西班牙的情况和俄国差不多，西班牙政府在1797-1857，六十年间没有成功完成过一次人口普查，预计人口在一千五百万左右。
美国的人口数量则迎来了暴发式增长，一举突破了两千万大关，但移民潮的规模却比历史同期小了不少。
此时到美国的移民中主要是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再次是北欧的瑞典人和挪威人，德意志移民的数量下降了九成，意大利移民的数量下降四分之三。
不过即便如此爱尔兰依然在美国遭到非常严重的歧视，他们通常需要从事最危险、最肮脏、报酬最低的工作。
这种歧视是方方面面的，远不止经济歧视，爱尔兰的语言、宗教、文化，甚至人口统统遭到歧视。
他们并不被认为是白人，美国人认为爱尔兰人是非洲某个部落的后裔，甚至有医生站台声称爱尔兰人的解剖结构与黑人更相似。
墨西哥人口则是呈下降趋势，弗兰茨也试图挽救过墨西哥人口，然而塔桑·安纳的暴政和墨西哥内部动乱毁了这一切，墨西哥的人口维持在700万上下。
巴西的人口数量依然稳定，只不过由于一滴血原则，奴隶比公民的人数还要多，总人口在750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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