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羯人、匈奴人每干上一个时辰的活，就可以休息一刻钟，在这一刻种，每一千个胡人里面便有一个身披袈裟光着脑门的僧人，给他们用胡话给他们讲经，给他们宣扬“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佛教思想，让他们相信现在面对的种种，是前世作恶的结果，只要他们安于现状，甘愿承受，就能否极泰来。
这些羯人、匈奴人每天都被中央军监工、汉化匈奴监工们逼迫得终日干活，疲累不堪，仅有的休息时间里，那些僧人日复一日的讲经论道，给他们洗脑，终于成功地把他们驯化成佛祖的信徒，每天早上念上一段经文后，便无怨无悔甚至很虔诚地做起繁重的劳役。
这当然是金良的授意，他知道人在身体最疲累的阶段精神力也最脆弱，最容易被洗脑，派那些善于洗脑的僧人给这些胡人洗脑，让他们死心塌地为汉人修路筑城，而不是一刀两断地把他们便宜地斩杀，算的是佛祖的大慈大悲。
金良用佛教来驯服这些桀骜不驯的胡人，正是受了历史上羯人领袖石勒礼佛的启迪。
五胡乱华时期，是华夏文明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一段灾难史。杂胡大规模内迁，伴之是挥向汉人的屠刀和铁骑，数十异族政权走马灯式的建立和更迭，每一次都伴着种族仇杀，对汉人的大规模血洗，以致衣冠南渡，中原汉人濒临绝种，十室九空、千里无烟、白骨蔽野，虎狼塞路，并非夸大之词。战乱、繁重的赋役、兵役和千古罕见的饥荒天灾，使无数汉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晚上睡去不知道自己还有无可能吃到明天的早餐。这时主张业报轮回的佛教正好派上了用场，因果循还的的教理恰符合当时人们今生为苦，冀望来世的生**验，而普渡众生、慈悲为怀为受苦的百姓提供了心里寄托的港湾。
杂胡入主中原，并迅速取得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纷纷建立政权，但在其所占的广大北方地区，仍以汉人占多数，这些杂胡皇帝们苦于汉民反抗意识太强，就急需一个属于自己的，用于统治汉人的思想工具。作为一个西来的胡教，那么佛教显然最合适不过，其完全能迎合胡人入主中原的心态，宣扬佛教正可以让汉民傻乎乎地觉得以后可以到来世讨说法，而不再纠缠于今生中的得失，有利于他们的统治，于是乎佛教成为外来胡族奴化钳制汉人思想的工具。
佛教虽然在汉代就进入中国，但与中国本土文化冲突太过严重，与儒道名教的观点完全不同，因此直到西晋末年，汉族政权都有汉人不得出家为僧的禁令，而只允许“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也就是仅仅流行于旅华西域胡人之中，而汉人一律不得信仰佛教，因而在汉族中一直没有市场，影响力微乎其微。东晋五胡因为自己不是中华人，而佛教是胡教，为消灭华夏民族的文化传承，以及瓦解他们反抗残暴统治的信心，所以推行佛教，如羯族建立的后赵、羌族建立的后秦、氐族建立的后凉，匈奴人建立的北凉，以及北魏的大多数鲜卑皇帝等等都大力推行佛教，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特别是羯人首领石勒建立的后赵始，打破汉人出家的禁忌，汉人多侍佛奉佛。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化恶就善，“生生之类，皆因行业而起。有过去、当今、未来，历三世，识神常不灭。凡为善恶，必有报应，”使汉人们相信所面对的种种，是合理的，是正常的，是前世修福或作恶的结果，只能安于现状，甘所承受，尤其北方佛教重在宣扬律己禁欲，都极大的麻痹汉人的斗争意志，弱化了汉人的血性。
在五胡族政权的大力扶植下，佛教才开始在中国站稳脚跟、并迅速在汉族中蔓延开来，结果导致大批汉人改信佛教，以至后世很多汉族统治者也逐渐接受了佛教，从而成为奴役华夏民族的精神枷锁。
金良让人请来虎牢关镇国寺僧人普净，又让普净遍请中原以及黄河以北所有寺庙僧众，前来朔州，为那些罚做苦役的羯人、匈奴人讲经诵法。
那个普净便是演义上在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过程中，在汜水关遇到的那个提醒他小心卞喜的僧人，这个普净后来云游天下，来到甘泉山，在那里结草为庵，见证了那个关羽的显圣。
当然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甘泉山显圣是罗贯中的灌水，是无稽之谈，但那个普净却真实存在，那个镇国寺也确实存在，但不懂地理的罗灌水却把虎牢关、汜水关这个同一个关却在不同历史上有不同名字的关隘写成了两个，而东汉时期只有虎牢关，普净便是虎牢关镇国寺的普净。
东汉有汉人不得出家为僧的禁令，显然普净不是汉人，而是汉化的月氏人，普净从其他地方请来的僧众，也没有什么汉人，都是天竺和西域其他国度来中土苦逼地传播佛教的人物，算是达摩的前辈。
金良都懒得接见这些秃驴，但为了鼓励他们愚化那些胡人，金良还是强忍心中的厌恶，厚礼接见了他们，厚赐他们许多金银，同时指出他们的佛教之所以一直被汉人抵制，是因为他们是从天竺传来的宗教，是胡人的宗教，若是不能让胡人信奉，也说服不了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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