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王朝执行了先军政策，致使主管民部的萧瑀异常忙碌，既要配合兵部、吏部募集军队，又要为军队准备粮食，之后才是主职的农耕等民生问题。
这天，萧瑀抽空去南市体察民情，刚到市内大门，发现市内弥漫着极为紧张的气息；只见市内人潮汹涌，从京城各处赶来的人群挤满了米行大街。
不耐烦的叫喊声、怒骂声此起彼伏，这已是连续第七天出现这种买米盛况了。
粮价上涨的现象其实从年初就开始了，从最初的四十钱每斗涨到五十钱，继而涨到六十钱，由于涨幅不大，没人放在心上，觉得新粮上市，粮价就会下降。
可到二月，粮价陡然爆涨，从六十钱猛涨到了一百钱，这几天更是以每天十钱的速度上涨，昨天已到斗米两百四十钱的高度。粮价上涨导致其他物价跟着上涨，京城民众怨声载道。
粮价上涨的原因更是被百姓议论纷纷，有人说是益州南部出现旱情、雪情，使冬小麦产量大跌；有人说商人出高价购买红稠木、楠木树等造船木材，卖给隋朝，百姓见到有高利可图，纷纷入山打树，无心侍田，终使粮食减产；还有人说朝廷征收大量的粮食去供给军队，导致市面粮食被官府收购一空，还有人说收税太重……总之是众说纷纭，但任何说法都有规可依，并非是无稽之谈。
商人却一致认为是钱制出了问题，一方面隋钱数量大增，卷走了大量的货物，朝廷又用金银把这些钱换走，用去购买隋朝的铁矿石，但另一方面，却是在境内流通的开元通宝的劣币泛滥成灾。
萧瑀也是深有体会，朝廷本来就处于铜量不足的窘境，可在荆州之时，又用大量金银铜锭、铜钱去买隋朝的高价粮食、铁矿石来当战略储备，导致李唐缺铜的缺口进一步扩大。如今连有限的铜又被用来铸箭簇，使市面上的钱的数量开始萎缩，结果只能将现有的钱回收重铸，降低钱的含铜量，以前一枚开元通宝的含铜量高达十成，含铜量比大隋的炎黄通宝还要高，可现在新铸之钱只有以前四五成，用手就能将钱币一掰两断，有些私钱甚至两成铜都不到，劣钱数目猛增结果是钱不值钱，粮价怎不上涨？
萧瑀虽然不通金融，可也知道一个王朝崩溃的很大程度民生的崩溃，唐朝最大的问题是失去秩序，如果李渊能听众李建成的建议，沉下心恢复秩序，而不是疯狂扩军，那国力就会慢慢复苏，但李渊走的却是和杨广一模一样的路。
杨广的第一次高丽战争刚刚结束，又开始筹备第二次高丽战争，为了军需所用，疯狂铸造劣钱掠夺百姓财富，天下岂能不乱。
眼前的李渊刚失去荆州几个月，又疯狂扩军，疯狂铸钱掠夺百姓财富，这与当初的杨广何其之似？
其实萧瑀也理解李渊之苦，杨广当时是处于强势的进攻方，只要停止第二次高句丽，就能把大隋经营好；但李渊却不行，强势的隋朝不可能任由李唐王朝慢慢恢复，所以只能以杀鸡取卵的办法来扩军，以应对隋军的进攻。
不过这粮价这段时间暴涨确实有特殊原因，去年冬月至今，益州南部的资阳、隆山、眉山、泸川、涪陵、宕渠、巴郡等大部分地区滴雨未下，大小河流干到了无法取来灌溉地水位，冬小麦没长出来就大面积枯死，然后又被一场大雪压死、冻死，再加上太和军，和火烧皇帝西进的船队的僚人不时抢地方官仓、义仓，因此从二月以后，益州南部的大量流民涌入成都城就食，而圣上和朝官都北巡平武、金山、汶山、普安、义城、巴西、清化等地，使至京城混乱、粮价暴涨。
萧瑀长叹了口气，以前洛阳混乱的时候，他伴驾出征，感受不到洛阳官员的压力，如今却是深刻体会到了流民的恐怖，官员的无能为力，较之杨广敢大胆放权给留守官员，已如惊弓之鸟的李渊却没给大家半点实权，而是册封李元吉为留守、京兆尹，成都城军政大权全部落在李元吉之手。令萧瑀这个理政大员空有百般想法，也无济无事。
如今的京城已经涌入二十多万流民，还有许多流民正源源不断的从灾区赶来，而官府既不出面疏导，也没有开仓放粮，这样迟早会出大乱子的，连他这个文人都看得懂，难道奉命镇守京城的齐王就一点都不明白？就算不明白，可自己也已陈说厉害关系了啊。
就在这时，萧瑀身后传来一声惊叫，“流民闯进来了！”
萧瑀一回头，惊得他差点从马上摔下，只见黑压压的流民从四面八方奔来，青壮男子奔在前面，夹杂大量妇孺，已近南市只有二百多步。
市门口顿时一阵大乱，百姓四散奔逃，萧瑀在侍卫的护卫下，赶紧向市署狂奔，他们一行人走了百余步，便听到身后哭喊声、惨叫声响起一片，他不敢回头，一路逃到市署。
“饥民已经闯进市内，快把衙役派去维护秩序。”萧瑀到了市署便大喊。
“萧相国，我们只有十几个人。”市署主官倒是认识萧瑀，他哭丧着脸道，“兵权都在齐王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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