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直到此时，大宋皇帝新任命的陕西五路宣抚使范致虚还在京兆府与一众军头扯皮。
莫说统率陕西五路，此公连离京兆府最近的凤翔府兵马都没法调动，指望其人起兵勤王，恐怕还得等上月余时间。
准备了半年时间，大宋朝廷还是面对内无敢战之兵，外无速援之军的危险局面。
赵桓惊慌之下，立即要求关闭城门戒严，并召百官议事。
朝议一开始，言官的火力便集中到了李回身上，弹劾其人欺君。
赵桓心乱如麻，无从分辨其中曲直，直接罢免了李回的职务。
可现在的问题是临安城即将被围，便是杀了办事不力的李回也于事无补，问题还是回到了如何应对同军即将到来的攻城上。
众臣仓惶无计，除了“固守城池速召四方大军入京勤王”“拥驾临狩徐议所向”之类的车轱辘话，便玩不出什么新花样。
赵桓急得跳脚，一再逼问，户部尚书梅执礼才向其建议道：
“敌军轻骑突入，所为乱我军心。不若四面十里间各屯兵两万，坚据要害，以伐其谋，再选派万骑往来助之，绝敌粮道。
朝廷已经清野，南阳周边刍藁且竭，使其不得进掠，敌进退不得，必……”
“四面十里间各屯兵两万”就是八万，再加上“选派万骑”，城中还得留守必要的兵马，总数至少得要十万人，问题是临安城中满打满算能有两万兵么？
梅尚书此番高论已经不是什么纸上谈兵了，而是完完全全的睁着眼睛说瞎话。
不过，此公的神经之语也不是全无用处，至少激发了众臣的想象力。
有臣子便提出如下建议：
“同军大举而来，其国内必然空虚，官家可走使以元帅拜康王，集兵扬言直捣燕京以动其心。潜军敌后，合四方勤王之师，统其背夹攻之，敌不难亡……”
很明显，相对于梅执礼张口就来的十万大军，这个建议明显更具有操作性。
不少大臣相继附议，并建议元帅之职不足以显示决心，必须冠以“大”字。
至于临安能不能坚持到康王统兵夹击同军的那一天，则不在这些的人的考虑之下。
赵桓早就分寸大乱，又被臣子们的七嘴八舌吵晕了头，完全失去了对形势的判断力，当即命中书舍人起草圣旨，以康王构为勤王兵马大元帅。
圣旨拟订，传旨却是个大问题。
同骑很快就要打到城下，潜入敌后传旨险之又险。
没想到当此危难关头，原本畏惧同军如虎的大臣们却踊跃争取这个危险的任务。
或许，借机逃离临安，“潜入敌后”，才是他们的本意吧？
不过，已经麻爪了赵官家是没有这个判断力了。
其人稀里糊涂间就接受了臣子们的建议，将圣旨复制了数份，并派出若干得力臣子立即出城传旨。
成事者不谋于众，心力憔悴的赵官家算是切实体会到了这句话。
眼见臣子们再商议下去也拿不出什么有用的计策来，还会因为争吵而让人更加心烦意乱，赵桓也不想再留他们给自己添乱，便宣布退朝。
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唐恪单独留了下来请求入对（大宋之前已恢复三高官官名为元丰旧制），赵桓以为其人有定国妙计，准。
于是，唐相公进言：
“唐自天宝而后，屡失而复兴者，乃是因为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今宜举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陕西，连据秦雍，领天下兵亲征，以图兴复。”
数日前，同军渡河的消息传至临安，唐恪就曾说过类似的话，皇帝没有同意。
但此时赵桓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
其人当日即位后，都能躲起来不接受群臣百官的拜礼。
现在大难临头，首相都建议逃跑了，哪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只是，皇帝只有带着文武百官至少是部分重臣一起跑路，才能继续行使皇帝的权力，根本没法做到人不知鬼不觉。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宫外，之前才由中书侍郎改判南阳府的何矫赶进宫中，引用苏轼《论周东迁》“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之论劝谏皇帝。
六神无主的赵桓被何府尹一顿喷后，又怂了，只能无奈放弃跑路的计划，并拜后者为门下侍郎以示改过诚意。
随后，赵官家又在众宰执的陪同下巡幸城中，以示天子不抛弃臣民之意，尽力消除跑路消息走漏造成的恶劣影响。
临安成为陪都之后，城中军民没有享受到几天大宋第一等人的优越感，却一再承受大军临城的极大压力。
又因为朝廷为了筹措巨额的战争赔款，而逼迫都人纳献，导致百姓戾气已深，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炸锅。
果不其然，御驾没有走出多远，临安百姓便拦住了天子车驾，出言要打死蛊惑皇帝放弃临安西幸的奸臣唐恪。
现场迅速失控，唐恪自知触了众怒，当街叩拜请辞。
赵桓为求自保，只能罢其为中太一宫使，又以门下侍郎何矫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才堪堪让混乱的百姓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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