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央宫，温室殿。
在宦者令王忠的引导下进入殿内后，贾谊严肃的整理了一番衣冠，便向御阶上的刘弘深深一拜。
“尚书令臣谊，参见陛下。”
正武元年冬十二月，时隔数月之久，尚书令贾谊，才第二次接到了刘弘地召见。
不过此时的贾谊，却并未因此而感到郁郁不喜——起码看上去，贾谊的精神状态还十分积极。
见自己将来的太子傅前来，刘弘只淡而一笑：“尚书令来了啊。”
稍一挥手，示意王忠赐座，等贾谊安坐于筵席之上，刘弘方将手中竹简放回案几之上。
“尚书令所奏之《陈政事疏》，朕阅之，所获者甚广。”
“便以此，朕方有推恩之策以行诸侯，尚书令功不可没啊~”
言罢，刘弘便不着痕迹的望向贾谊，观察着这位青年才俊的表情变化。
在原本的历史上，推恩令，是武帝一朝，出身纵横家的士子主父偃（yǎn）所提出；其中心思想，基本是从贾谊在文帝时期提出的《陈政事疏》中得来。
《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满篇七千余字，在后世被称为西汉第一雄文，属于贾谊最有名的几篇政治策论之一。
这一世，刘弘将主父偃的《推恩令》剽窃，并早于原本的历史数十年推出，但本质上，推恩令还是《陈政事疏》的升级版，或者说临摹板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弘施行推恩令，实际上是在抄贾谊的《陈政事疏》。
至于刘弘堂堂天子之身，为何要做这种‘剽窃臣子之智’的事，则是出于几方面的考虑。
其一，便是汉室的时代背景，是允许、甚至鼓励这种行为的：功劳归皇帝，黑锅归臣子。
在宇宙星辰、天地万物，都要遵照皇帝的意志运转的汉室，‘抢功劳’这种行为，是皇帝必须掌握的一门功课之一。
且此时的刘弘登基不久，又尚年少；虽然对朝堂有了基本的掌控，但政治威望还约等于零。
说白了：此时的刘弘，需要用这么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政治功绩，来获得迫切需要的政治威望。
或许放在后世，这种思想很难理解，但在汉室，这却是稀松平常——汉天子，也是有业绩压力的！
毕竟汉室，还不是后世那个‘垂拱而治圣天子’的时代；作为汉室的皇帝，要想从外朝手中夺回权力，皇帝就必须做出一些成绩。
尤其是刘弘这样的少年天子，需要尽早证明：我已经有掌控权力，掌控政权的能力了。
只有证明自己过后，刘弘才能顺利地向‘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的方向迈进。
外朝臣子中，那些忠心于政权的臣子也能安心；而那些不太愿意让渡权力的臣子，也将在刘弘证明自己过后，失去把权不放的借口。
其二，便是刘弘切实的考虑了：陈政事疏，或者说《治安策》，并没有推恩令那么完美。
《治安策》全文七千余字，通篇都在讨论诸侯王不敬长安、反复作乱，危害国家稳定的问题。
而对于诸侯王反复叛乱，《治安策》中给出的原因，也是直指问题核心。
——汉初异姓诸侯割据，韩信占据楚国，最为强大，所以就先反了；
——韩王信得到了匈奴的支持，觉得自己强大了，就反了；
——贯高借助了赵国‘四战之地’的有利地形，就起了反心；
——陈狶部队很精锐，就觉得自己能做一番大事，也反叛了；
——彭越被封到了梁国，认为自己很容易进入关中，也反叛了；
——黥布坐拥淮南之土数千里，时间长了，也就反了；
而卢绾势力最弱，所以在异姓诸侯王中，最后一个发动了叛乱。
在《治安策》中，贾谊还拿出一个正面例子，为自己的看法增加了可信度：长沙王受封弹丸之地，户不过二万五，故终未反而忠于汉室！
贾谊的这种看法，基本道透了汉初异姓诸侯，以及景帝一朝关东七国谋逆的本质：人心不足，蛇吞象。
更多的财富，让诸侯王认为自己足够强大，有能力跟长安掰掰手腕了！
时间一长，再有三两个臣子怂恿，诸侯王谋反，也就是必然的事。
贾谊在《治安策》中也说了：如果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等人做诸侯王，那他们也可能反叛；反观汉初诸侯，如果让韩信、彭越等人在最开始，就只获封为彻侯，那他们就不太可能造反了。
对此，刘弘也抱有同样的意见：要想从根源上杜绝诸侯王不臣，乃至于作乱之心，唯一的办法，就是削弱诸侯王。
只有诸侯国弱小到诸侯王一眼就能看出，自己的小胳膊小腿拗不过长安，诸侯割据的问题，才能彻底杜绝。
而相较于粗暴削夺诸侯封土的《削藩策》，无疑是更温和的《推恩令》更容易为诸侯所接受——不管怎么样，国土还都是自己家的嘛~
虽然被分给了儿子们，但总量没少。
这样一来，刘弘也能避免‘图谋诸侯土’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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