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操作上，也并没有什么令人匪夷所思的内容——让许负以官方身份出面，却以个人身份发表言论：汉本该尚土德才对啊···
对此，百姓自然是云里雾里，盲听盲从；而长安官方对此，则可以持‘不确认，也不否认’的态度。
等时间久了，百姓都具备了‘汉属土德’的潜意识，王朝属性的改换，就会轻松许多。
所以，对于许负在长安散播的‘言论’，刘弘是有一定了解的。
准确的说，许负所说的话，几乎每一句，刘弘都是‘原作者’。
什么‘汉尚土德，陪葬品应该用土陶器具’啦~
什么‘陪葬金器，属于金德的要求，和土德不相符’啦~
都是刘弘凭借丰富的想象力，所创作出来的内容。
对于这个做法可能引发的后果，刘弘的预测也比较乐观——如果顺利的话，百十年后，汉室的厚葬之风，就将从‘陪葬金银珠玉’等贵重物，转变为陪葬土陶、俑等工艺品的‘经济适用型丧葬传统’。
而以陶器、土俑作为陪葬品，在这个世代也是早已有之，推行起来并不会遇到很大阻力。
所以，对于吴公所说的‘鸣雌亭侯以五德终始之说，乱国家大政’，刘弘是早就知情，并持默认态度的。
真正让刘弘感到意外，和些许沉重的，是吴公所说的另外两件事。
——恶教淫祠，以及掘墓之事！
实际上，早在决定发明‘金毒灼魂’的神话传说时，刘弘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已经被埋入坟墓里的黄金，到底应该怎么办？
可千万不要小瞧汉人，对‘先祖在地府的生活’的重视程度！
即便是在后世的新时代，要是发生某人破坏陵寝坟墓，甚至是墓碑的状况，那墓主人的后代，与‘行凶者’是必然会不死不休的！
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汉人心中，甚至连法律，都不再是‘报仇雪恨’所需要考虑的因素！
同样的道理——当极其重视孝道的汉人，在得知先祖已经在地府受‘金毒灼魂之苦’数十上百年之后，哪怕是背着‘惊扰先祖’的风险，也必然会想尽办法，将坟墓中的黄金取出来，以尽快缓解先祖亡魂的‘苦痛’。
对这个问题，刘弘自是早有安排——等金毒灼魂的说法，在民间舆论得到全面认可之后，自己再站出来，让奉常拟定出一套‘取金祭祀仪式’。
所以短期内出现的‘后代挖自家祖坟’的问题，刘弘并不十分担心。
真正让刘弘如芒在背，甚至隐隐有些惊惧的，是那些以此为名，对金毒灼魂的说法进行二次创作，以此欺诈百姓的方士、术士！
——刘弘百分之百笃定：只要刘弘喊一句‘我要修仙’，那当天出现在刘弘眼前的，必然是这些具有心理学博士水平的神棍！
这样的一个人群，几乎可以算是汉室，破坏力仅次于游侠群体的不稳定因素。
——人家游侠，起码在国家有难时，能参军入伍，报效国家。
而方士、术士，却意味着这个已经足够落后的封建时代，有一批更封建、更迷信的群体，在散播自己发明创造的迷信传说。
从政权的角度而言，这些神棍的破坏性，甚至远超游侠群体！
游侠之所以不被待见，主要是因为其对法律的轻视，以及随时可能对法律造成破坏，对他人的肉体造成侵犯。
而神棍，却是在完全不顾及政权政治需求的情况下，对百姓的精神造成侵犯，洗脑，甚至是操控！
这样的群体，是任何形式，任何政体，任何文化背景的任何一个政权，都无法容忍的。
在原本的历史上，方士、术士群体之所以能在汉室长久存在，主要的原因，除了始皇帝派徐福出海寻仙的示范作用外，便是每隔几十年，汉室就会出一个沉迷修仙的天子。
如历史上的文帝刘恒，便让后世的文豪李商隐，发出过‘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悲叹。
武帝猪爷那更是不用说了——文景两代皇帝省吃俭用，为猪爷扫平匈奴所攒下来的丰厚家底，全被猪爷用在了寻仙问道之上！
至于与匈奴决战的一应耗费，反倒是被摊派到了百姓身上。
若非晚年那纸罪己诏，汉室更是险些在猪爷手上彻底葬送；汉世宗孝武皇帝，也险些变成‘孝昏皇帝’之类。
就连武帝爷与卫子夫所生的太子刘据，都是死在了极具迷信色彩的‘巫蛊之祸’一事中。
这一世，刘弘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在自己所掌控的汉室再次发生。
“令奉常拟诏：民间方、术之士，若曾习《易》，皆入朝审查其家底，确有才能者，任之以为博士；精通丹药之术者，遣之上林苑，随少府行冶造之事。”
神棍必然可恨，但此时的神棍，大部分和《易》是分不开的。
而一个对《易》有了解的人，在汉室也属于文人阶级，或者说知识分子阶级了。
这样的人，自然不能和那些欺骗大师一起被制裁——能招安的招安，就像许负一样，成为体制内的神棍，就还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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