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排队等着，要么加价提车！
车嘛，好歹不算刚需，可以不着急提——哪怕确实急需一辆车，也有的是其他品牌可以挑。
可是嗷嗷待哺的肚子，却是没法等的。
自然而然，为了生存，百姓只能接受以远高于市场价的单价，将市场上仅剩的粮食抢回家。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粮商们铁了心，就是攥着手里的粮食不卖，那粮食市场的空缺额，就将是关中八百万百姓，乘以每月二石的基本生存量！
也就是说：只要粮商们铁了心不降价，那关中的粮食市场空缺，就是一千六百万石每月！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若是打算通过宏观调控，来控制粮价回归正常水准，怎么也得拿出足够关中百姓食用两到三个月的粮食，才能稳定人心才是。
但实际情况却是：刘弘只大手一挥，将关中粮商头子安陵杜氏一抄，五十万石粟米往市场，粮价顿时立杆见影的回到了正常水准。
虽然这其中，也有关中粮商恐惧刘弘手中的强权，以及杜氏这么一个‘血淋淋的教训’的原因在内，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金融现象。
——哪怕刘弘不动刀子，粮商们也无法承担一笔意料之外的‘粮食储存’成本。
很简单的道理：每晚卖一天，粮食的成本就会提高一分，可谋取的利润就少一分。
再加上出售价格无法撼动，就导致粮商手里的粮食每多屯一天，就要多承担一分储存成本。
出售价格雷打不动，卖的越晚赚的越少，那粮商们都选择，自然也就显而易见了。
——趁着还有赚头，赶紧把手里的粮食撒出去！
若不然，等之后成本涨的比出售价还高，那可就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具体到刘弘推行的粮票，也是一样的道理。
——百姓之所以在过去，愿意将手里的粮食卖给粮商，默认粮商‘把自己的粮食加价卖还给自己’，就是因为个体储存粮食的成本太高，百姓无力承担。
也就是说：粮商挣得根本就不是什么差价，而是‘替百姓集中储存粮食’的管理费。
现如今，少府披着粮食保护价政策的皮，实际上，就是取代了过去粮商所占据的位置。
光此一点，就足以保证少府府库存粮和粮票之间的金融关系，会处在一个绝对安全的范围之内。
原因很简单：百姓之所以将粮食卖给少府，就是因为自己无法储存！
既然百姓无法储存，就必然不会出现‘某个百姓将手里所有的粮票，兑换成几百上千石粮食’的事。
所以，刘弘才敢冒着将近三倍的本位杠杆风险，推行如此巨额的粮票。
要是在后世，证券发行纸币的面值，通常都不会超过黄金储存的十分之一。
但幸运的是，粮食不是黄金，几乎不存在被挤兑的可能性。
这也是刘弘决定以粮食本位投石探路，为将来的贵重金属本位打基础的原因。
——相较于价值极高、极易储存的黄金，粮食的挤兑风险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这二来，就是如今这个时代，还没有后世的全民信息化，没有绝对透明的信息传递。
简单来说：在后世，政权之所以只敢发行黄金储备十分之一以下价值的纸币，除了规避挤兑风险的意图外，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黄金储备量绝对透明。
哪个政权储备了多少黄金，几乎是人人都能从搜索引擎查到的数据。
自然而然，纸币发行也就失去了操作空间。
但在此时，‘少府究竟有多少粮食’这件事，知道的人却不会超过三位数。
这也是粮食本位，较之于黄金本位的另一大优势：当粮食的量达到一定数量之后，就很难通过肉眼，推断出其大概分量。
——要知道一石粟米，可就是后世的三十千克！
一万石粟米，就是后世的三百吨，堆在一起，那就是一座小土丘！
在这种情况下，别说让如今的汉人通过肉眼，判断眼前的小山有没有一百万石了，哪怕是后世的文化人，精通数学、物理的知识分子，也很难凭借肉眼做到。
也就是说：无论少府有没有四万万石粮食，只要刘弘能保证，少府储备的粮食，能勉强垒砌一座足以让百姓瞠目结舌的小山，就没有人能知道，少府发行了四万万石的粟米粮票，但粟米储备却只有一万万五千万石。
对于此时的百姓而言，一座四万万石粟米堆成的山，和一万万石粟米堆成的山，都是一样的。
都属于‘连呼卧槽’‘不敢想象’的量词单位。
所以，刘弘凭借一万万五千万石的粟米储备，就敢发行四万万石粟米的粮票，其实就是仗着信息不透明，撒了一个小谎。
就和前年那次粮价鼎沸，刘弘扬言‘少府有几百万石粮食’，之后又把敖仓的存粮搬进关中一样，这次，刘弘也同样对外宣称：少府存粮近十万万石！
反正没人能看到少府的账本，真要去一点点称量，刘弘也任得那个杠精称到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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