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佃农得了好处，自也是对地主老爷感恩戴德，转头去安心种田，恨不能日夜守在田边。
这样一来，单论渭水以南的状况，佃农和自耕农同时耕种一百亩田，年产出基本就相差十到二十石粟米。
而佃农的生活状况，在西出函谷之后，就会瞬间掉好大一个台阶！
——关外的河南、河内、河东，地租妥妥在四成以上！
再往东，到梁、赵之地，更是很有可能会达到一半。
而佃农地租的巅峰，便在齐-楚-梁三国交接处：鲁地。
如果单论佃租，鲁地的租税其实还比梁国低一些——虽然高于四成，但也不会达过五成。
但鲁地的四成租税，和关中地区的四成可不是一回事。
——在承担四成租税的同时，鲁地佃农还要自己承担十五税一（过去）的农税、每人每年百二十钱的口赋，以及每名成年男子每三年一次、每次三十至四十五天的徭役！
更有甚者，在田亩收成不好，亦或是遭受洪涝、蝗虫之灾时，鲁地的地主非但不会如同关中地主那般减免租税，反倒会加租税！
就拿去年来说，关中田亩大都粮产减少三分之一，关东齐、楚、梁等地减半，刘弘第一时间作出反应，下令农税减半，口赋减少三分之二。
关中的地主富户也都做出了响应，大都将当年的佃租，降低到了二成左右。
关东地区，如梁、楚等地，虽然没怎么出现‘地主降低租税’的传闻，但也难得一见的出现了‘地主代缴税赋，以安佃农之心’的状况。
而在儒家先圣：孔仲尼的故乡，位于齐-楚交界处的鲁地，却出现了令人发指的现象。
——为了弥补田亩产出降低所造成的损失，鲁地地主一致将租税，提高到了六成！
要知道鲁地位处关东，行的是一步乘一百二十步的小亩！
佃农租种百亩田，年收获顶多不超过一百五十石！
而去年，鲁地平均亩（小亩）产甚至降到了一石···
在高达六成的租税下，鲁地佃农辛劳整年，得米粮百石，其中却有六十石，被送到了地主老爷家中的粮仓。
就连剩下的四十石，也没能逃过鲁地地主那双贪婪的眼睛。
——朝堂下令农税减半，从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口赋从一百二十钱改为四十钱；鲁地地主却是嘿嘿一笑，直接将这个信息封锁！
而后，便是鲁地地主‘响应政府号召’，先按十五税一的农税税率、每人一百二十钱的口赋，从百姓仅剩的四十石米粮中，取走了将近十五石。
之后，鲁地地主再按照三十税一、每人四十钱的标准，‘替’百姓把税、赋交给官府。
在这样一番操作之后，鲁地地主去年的收入，非但没有因为年景不好而降低，反倒是因为刘弘减免税赋，而得到了一个巨幅的提升！
反观鲁地佃农，却是辛苦耕种大半年，最后带着一家老小五口人，看着粮仓仅剩的二十五石米粮欲哭无泪···
之后的状况，任谁也都能猜到了——左右不过是佃农口粮不够吃，只能向地主借高利贷性质的口粮，而后利滚利滚利滚利，最终欠下自己八辈子都还不清的巨额债务，最终只能委身为奴。
甚至就连‘逼良为奴’这一项，鲁地豪强做的也比关中地主更没有底线！
如果在关中，某一家农民欠地主十数万甚至数十万钱，那左右不过是全家委身为奴，替地主耕作一生，先前的债务一笔勾销。
而鲁地豪强的作为，却是将‘斤斤计较’体现的淋漓尽致。
——每年秋收之后，鲁地的奴隶价格，都会出现明显带有人为操纵痕迹的大幅跳水！
原本价值五万钱的男奴，会在秋收后的一夜之间，廉价到一万钱以内！
而秋收之后，刚好就是佃农该缴清佃租，以及欠款的时日。
在这种时候，一个佃农欠地主十万钱，那即便全家委身为奴，也只能还清其中的三万钱。
也就是说：在全家成为地主的奴隶之后，这一家可怜人，还要背负着一笔巨额的欠款！
对于已经委身为奴，成为地主‘生产工具’的奴隶而言，别说几万钱了，哪怕只是几百钱、几十钱，那也是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还清的。
原因很简单：作为‘生产工具’，奴隶通过任何手段得到的金钱，理论上都属于地主所有！
而这就意味着，一旦鲁地某一户农民举家委身为奴，就意味着这一家人世世代代，都要成为地主的奴隶。
摆脱这种悲惨命运的手段，除了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断绝血脉’之外，就只剩下违法犯罪，亦或是‘杀官造反’一条路。
更让刘弘感到心惊胆战的是，自去年，鲁地地主上演了这么一出教科书级的‘如何榨取泥腿子最后一丝剩余价值’的亲身示范后，类似的做法，正逐渐以鲁地为中心，向周围的齐、楚、梁等国扩散！
若非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让当时正在荥阳主持会战的柴武都听到了风声，刘弘也不可能坐在数千里外的长安城内，就得知关东沿海地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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