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军最犀利的就是巫器，如果没有巫器，秦军未必会输。国尉府谋士一直有这样的判断，按照这样的思路，谋士想出一个理论上可行，实际不知是否可行的战术：后退决战。后退决战最重要的环节是诱使楚军越过巫器与秦军交战，一旦巫器在楚军身后，巫器也就‘没有’了。
后退决战中，秦军军阵如何布阵、如何前进、如何后退、国尉府演练多次。白狄工匠铸造的那些火炮全部用于这种演练，最终得出了一个并不完全可靠但可以一试的方案。
楚军是步、骑、炮，三兵种合一。步卒的夷矛冲击，骑卒的绕后侧击，炮卒的集中轰击，破阵是多样『性』的，是以谁也不能保证后退决战一定有效，国尉府只是反复说明，面对楚军如果不采用后退决战，野战对阵秦军必将战败。
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效法楚军的夷矛方阵。经过多次交战的观察、被俘虏的赵齐将率的供述，国尉府已经非常清楚夷矛方阵不惧来自侧背的攻击。如果秦军也使用这种方阵，不必保持阵线完整，自然可以最大程度减少巫器的杀伤。
可惜的是，后一种办法完全没有可能。不是当年孙武训练吴王嫔妃那样练一支样板师，举国战争需要的是一种全国都可以切实实施的军事制度。而军事制度不仅仅在于军事制度本身，还在于社会组织，以及最根本的政治制度。
楚国贵族之所以强调只有贵族才能成为楚军军官，那是因为军事制度平民化的结果将是贵族政治的垮台，故而军队规模必须受到严格限制；秦国已不是单纯的贵族国家，她已经转变成了以秦王为点缀的标准官僚国家。
官僚国家的军队只能是铸造式的，不能是生长式的。铸造可以随时砸碎解散，今日是威武之师，明日是恭顺之民。生长式的军队没办法解散，即便铲除地表看得见的部分，也还存在地下看不见的部分。暖风一起，春雨一淋，军队又会野草一般生长出来，成为朝廷的威胁。
具体言之，秦军如果也用夷矛方阵，斩首授爵第一个要废除。秦军散阵而斗，便于斩首；楚军集阵而战，利于破阵，双方战术理念截然不同。并且矛阵是纵队式的，而非横队式的，为了练习纵队，士卒还须同族同闾，并在农闲时不断训练。
秦国对兵甲管制甚严，各县皆设武库。准允黔首在家农闲时训练，等于是准允黔首私人持械。黔首私自持有兵甲，他们还会对官吏恭顺吗？更致命的是同族同闾，即便是黑夫和惊这样的兄弟，也不能同在一营，所以为秦卒时，两人信中会说什么‘前日黑夫与惊别，今复会也’。
兄弟不同营目的在于不把军队组织转移到县邑，战时一起，平时不一起，这一点极为重要。平时不在一起士卒不便联系，即便联系，没有符传也不也能会面。而如果同族同闾，就不存在这个困难了。白日如果受欺，夜里喝酒喝半醉，扯嗓子喊一声‘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明日就真有可能‘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汉代三人以上不得无故聚饮便是此理。
废除斩首授爵好说，准许黔首私有兵甲也好说，士卒同族同闾绝无可能。一旦实行，改无可改，秦国即便灭了六国，天下也将大『乱』。可夷矛方阵形成战力的关键恰恰在于同族同闾，前后左右皆是父子兄弟，皆是同里同族，皆是同党同乡，如此才能产生可怕的凝聚力，才会有人甘愿抢前开道、有人甘愿自我牺牲。
秦国不能、也无法复刻夷矛方阵，正如一千多年后相似的长矛方阵日耳曼人无法复刻，爱尔兰人无法复刻，苏格兰人同样无法复刻一样。甚至连复兴长矛方阵的瑞士人变成雇佣兵失去原先的淳朴和团结后，方阵也迅速颓废，失去原先的战斗力。
后退决战可以说是秦军应对楚军的唯一办法，李信死中求活冒险一试，确实实现了消除火炮的目的。这主要是楚军追了秦军一年，将卒都不容许秦人再次逃离，见他们在五十多步外撤退，连忙越过火炮，火炮一旦越过，再开炮打的是楚军自己，故而火炮全部停火。
楚军的炮兵被楚军自己隔绝了，右翼骑兵如果从右翼迂回，打算猛击秦军后背，则发现自己要在秦军与支流之间狭窄的河畔穿行——秦军越过支流向楚军前进，后撤时撤退到距离支流百余步的地方被楚军追上。这百余步的距离显然不够楚军骑兵回旋，妫景宁愿秦军退到支流以北，也不愿进入秦人给自己留下的这个『逼』仄空间，并且这个空间正在不断缩小。
炮兵被己方士卒有阻拦，骑兵因为河流的缘故不能迂回，真正能击破秦军军阵似乎只能依靠矛卒本身。又或像此前郢师击破秦军右军一样，士卒迅速后退，火炮上前猛轰。只是此时秦军不像刚才那样呆滞，他们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紧贴，不让楚军拉开任何距离。
这不是因为火炮，而是因为冲矛。楚军矛阵冲矛哪怕距离再短，也要有一定的距离，如果双方没有距离，楚军就无法冲矛。无法冲矛，也就难以破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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