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到了这个份上。
殿中已是鸦雀无声了。
说实话，借作诗来嘲讽邓健，简直就是自取其辱。
众人都默然，哪怕是脸上，也极畏惧流露出什么不满的样子。
实际上……魏晋时期的风气其实在盛唐时还是有残留的。
这时候虽也涌现出不少上马带兵，下马治世的佼佼者，可是在察举制之下，也大量出现了类似于热衷于谈玄，而轻视实务的人。
这就如同，你不知道律法，照样可以为官，那么为何要将律法倒背如流呢？
谈律法，毕竟不是什么可以让人刮目相看的事，可若是你能作的一手好诗，亦或者，说一些生涩难懂的话，反而会令人对你另眼相看。
那么，谁愿意去熟读那背诵的礼法和律法呢？
对于邓健而言，却是不同。
其实科举制之中，想要做好文章，你就避免不了熟读这些，这都是和大唐息息相关的东西，若是不能做到精准的引用，那么这文章也就难做了。
何况大学堂不断的提高难度，教研组各种稀奇古怪的题放出来，本质上，就是要在一次次模拟考试的过程中，让人能够熟悉的运用这些知识，务求做到能够完全掌握。
这对于一个人而言，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好在人在大学堂，处于那种特殊封闭的环境之内，一个人可以浑然忘我的进行系统系的学习，毕竟，在那里，人们以模拟考试的成绩来见长短，不似出了大学堂之后，人们对于一个人的敬意来源于金钱、权力、相貌等等。
在封闭的环境之下，每一个人都是没有个性的，权力和金钱无法渗透进来，每一个都穿着很普通的儒衫，这种儒衫制式统一，料子相同。平日的生活起居，也是一模一样，没有格外的优待和区分。
想要让人能够忘我的读书，就必须得有一个鼓励读书的价值体系。同时，也要有雄厚的财力，能养起一批专门针对科举而研题的儒者。还需有一批精干的教学人员。更需有严格的校规，有各种相辅相成的应对措施。
可邓健这表现，却让李世民啧啧称奇。
因为这家伙无论是对礼法还是律法，都可以说是信手捏来，这足以见其本事了。
可是此前，邓健还是谦虚谨慎的样子，一个人在人前能够做到稳重，哪怕是被人羞辱，也能坚如磐石一般，不肯反唇相讥，可当真要显山露水的时候，却毫不犹豫的施展出自己的才华，这样的人……既值得信任，同时也值得委以重任。
李世民这时才抚掌道：“好好好，邓卿果然不愧是解元。来人，给邓卿赐座。”
邓健却是很认真地道：“陛下和师尊在此，不敢坐。”
李世民：“……”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人啊。
邓健对于陈正泰，是尊敬到了骨子里的，一方面是学规森严，学堂里上下尊卑看的很重。当然，倒不是陈正泰刻意的营造尊卑的气氛。而是因为……毕竟教书的先生人数是有限的，可是生员却是先生的十倍以上，想要低成本的管理，就必须得有一套尊卑的观念，如此，方可让生员们安分，不会有其他以下犯上的想法。如若不然，隔三差五一群生员揍先生一顿，这就有些尴尬了。
先生们在时，学生必须恪守一定的规矩，而陈正泰乃是师尊，自然要奉若神明。
这是一套师生的礼仪体系，对外人不必如此，可在这个体系之内，却是半点马虎不得。何况，李世民又是陈正泰的恩师，如此，这一套礼法之下，邓健说不敢坐，就绝不是矫情。
另一个缘故，则是在于邓健从内心深处，对陈正泰感激涕零！
什么是知遇之恩呢？在这个上品无寒士、寒门无贵子残风还在存留的时代里，人的阶层是十分固定的，似邓健这样的人，他心知肚明，若不是因为陈正泰，他这一辈子，都将沦为最底层的贫民，生生世世都没有翻身的机会。
这个时代提倡的乃是族学，是家学渊源，家里藏着书的人家，是绝不肯随便示人的。想要学习知识，绝不可能是后世那般，国家对你进行义务教育的保障，也不是你缴纳一些学费或者是培训费，便可换来。
而这个时代，莫说是知识，便是一门简单的手艺，也都是父传子，亦或者传男不传女，绝不肯传授给外人去。
哪怕是有人开设了私学，可对于入学者，也有很高的要求，绝非是邓健这样的人，有资格能够进入。私学也是资源，你必须得拿出对等的资源来交换，有资格来交换的人，只有那些世族的子弟，或者官宦之家，人家凭什么教授你邓健这样的人学问呢？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初的孔夫子，弟子三千人，并提倡有教无类，是多么一件伟大的事，只是随着知识阶层逐渐的稳固，这样的事早已是闻所未闻了。
陈正泰无疑等同于授予了邓健第二次生命，所谓恩同再造是也，所以邓健的回答十分明确，别人在，哪怕是在王侯面前，我也敢坐，可师尊或者是师祖在，我就没有坐下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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