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王问，卢皋稍作思考回道：
“可行，但眼下形势仍不稳定，不知军制调整会否造成混乱，被他国所趁。”
“卢将军言之有理呀。”诺一言肯定道，遂即忙说：“动军制可是几百年来之未有，届时诸侯势必高度关注，稍有闪失，轻则兵权旁落，重则伤及国本，应谨慎些好。”
这时百里燕插话说：
“诺大人请放心，暂推军制大体沿袭旧式军制，只消除左右，各级军职与统兵关系维持不变。”
军制改革改的既是员额，同时改革作战模式和体制，增强用兵效率，并增开人员晋升的渠道，保证军队人才能有合理的上升通道，让优良的军事经验和思想，在制度的框架下延续下去，不至于因为国家的动荡，一军覆灭，遭致全军精锐瓦解的局面。
传统冷兵器下的作战，仍依赖于一个统帅的决策，统帅的优劣，决定了全军全国的命运。而当下统帅的选择多数来自于贵族，“右”打头武官晋升的统兵。
好处是以亲属关系为纽带，君主牢固掌控军队，缺点亦很明显，承平盛世贵族腐化堕落严重，遭逢大战难有堪重任者，且贵族毕竟是人民群众中的少数，尽管贵族占有大量教育资源，但人才诞生的概率不会比劳苦大众高太多，且当下而言，识字太多未必是好事，太尉鼎炀侯张隽就是典型反面教材。
消除左右贵贱，既基本消除了基本的上升阻碍，虽然不能保证绝对公平，但至少保证了多数情况下的公平，同时设立晋升的标准和俸禄，以促进优秀武官的晋升，激励武官对军队和政权的忠臣。
当下生产力普遍底下，当兵只为吃粮，国库置办军械甲具，供应粮草尚且不易，普发俸禄根本不具现实意义，仅有中层以上的武官享有年底的犒赏。
但为激励兵士杀敌，各国无不是以土地封爵和“公民福利”作为激励措施，而批量的大封大赏容易同时滋生大批新生地主豪强阶层，久而久之土地矛盾被激化，引起内政隐患。
咸国土地新政和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极大刺激了生产积极性和土地利用率，使得土地产出大幅提高，物质消费得以丰富，已具备发放基本俸禄的基础条件，即便是象征性的发放，辅以参军的家庭福利，对普通士兵仍有极大的吸引力。
军制的改革既消减了冗余，解除了叛将反复的风险，同时劳力下放至地方，补充了人力，而军队留住了精干的兵员，通过多管齐下刚柔并济，从根本上消除多年的积弊，让军队这个负资产变为高效的正资产。
当然，由此带来的风险也是有的，任何体制的改变都是利益的重新再分配，消除贵贱，贵族利益将首当其冲。
贵族长期世袭军职官职，并且多数情况下是只升不降，在军中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用军队运输商品跑货牟利，屯田耕种不交公粮的情况在永兴之战前随处可见。
各国诸侯军的叛乱，很大程度上是权贵将领压榨中下层武官和士兵，用其谋取利益，却不分配利益，造成的内部矛盾进而变成公开矛盾被激化。
各国之所以不敢动军制，而只推行政的小补小修，归根到底是贵族控制政权的同时也控制军队，新政的改革步伐太大，涉及利益太深，必然遭致军队的反弹。
咸国历经十多年行政改革，贵族在地方的利益遭受空前重创，同时新附叛军的归附，让贵族控制的军额，被严重稀释削弱。
政治的改革成功，加之军队成份的巨大变化，对于军制的改革无疑是天赐良机势在必行，稍有迟疑，机会稍纵即逝，贵族又将逐渐控制军队，当行政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动贵族利益，军队必将成为贵族反噬行政改革的最大推手。
因此先期改革的成功可以作为鼓舞人心积累财富，变成继续推进改革的动力，但不能作为扭转根深蒂固积弊的抓手。要巩固既有改革成果，必以军事改革为抓手，用武力保障既有政治成果。
一旦完成利益的重新分配，让多数人感到公平和满足，社会上层的一小群贵族将很难撼动大局的潮流。
当人人得而享之的权利被再次剥夺的时候，扑灭的是新政，而激起的将是更大范围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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