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根据咸王的精神要求，既要管束也要鼓励，因此只要有钱缴税，配额之外的马你尽管养，尽管养好马。
由于马税本身具有严重的削权倾向，因此这条既是法外开恩的大实话，也是大空话。
首先，早年间重新修订的税法为鼓励建功立业和封爵的忠诚，同时维护所有贵族的特权避开改革阻力，贵族有商业特权，其封爵越高，税率相对越低。
公卿需缴的税赋比例本就不高，其次是侯爵，之后封君、上卿，最后是大夫一栏，总体而言封君缴税仍比侯爵高得多。广信无论如何减少养马，仍比封君多得多。
最后，新税法其实挺坑人的，百里燕为保证公平与打击权贵，平民实行正常税率，无论赚多少，税率没特殊情况是基本不浮动的，商贾和私人小微作坊实行小额、中额固定税率和大额调控税率，当交易规模达到一个等级和上线，实行特定的税率，而权贵实行阶梯税和年终进贡，甚至浮动税率。
权贵赚得越多，阶梯缴税其实也越多，年底还得扣上一笔进贡费，一年下来也剥你一层皮。更要命的还税法具有明显的倾向性，爵位等级越高，阶梯税的税率越低。
原因很简单，咸国只有一公三侯，与几个上卿，其他都是封君与士大夫，而士大夫资产规模本就不大，所以阶梯税是为封君阶层量身定做。他百里燕总不能作法自毙把自己框死了吧，更何况他才是国库贡献的大头，教育、工业、科研都吊在他的钱袋上，总得有地方出。
纵然广信不免裁撤骑兵，但最后吃亏的还是封君。
王眷事变三日后，在咸王一再催促下，焦木华亲自押解符凌君返回陔陵面君。
此时凸显出当下封建官僚体系的严重弊端，中国古代审理权贵大案，汉有廷尉，唐有大理寺，清朝有宗人府，当下负责刑事案件的最高部门有司典府和内府，司典府平素负责全国司法和刑案，内府只负责宗亲的处置。
符凌君是封君贵族，却不是皇亲国戚，按例该由咸王亲自审理定罪，还轮不到司典府过问。
原因在于权贵是有司法特权的，生杀予夺大权在君主手中，而当下的司法更多是面向平民阶层，因此让平民司法管贵族既行不通，也没人想开此先例。
对权贵阶层而言，司法审判就是拿刀架在他们脖子上是损人不利己。推动司法取特权化，有弊端亦有利，但总体而言弊大于利。唯一的好处百里燕能违法去做非常之事，利用时代背景下世人认知的局限性，加快推动时代进程。
符凌君的案子过于离奇轰动，咸王拿不定主意，着令太子与内阁会同御史大夫、司典府，另择外朝文武各十人，于国政监会审。
审理符凌君本身是一件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案子，由于志国富商童韦已死手下逃散，从头到尾是符凌君一人在自说自话，审理过程倒也顺利。
说清桩事拢共花了才不到一个时辰，但之后却花了三天高清来龙去脉，期间还将仇瑞浦、黄彻、轩亭侯父子等人召入宫中询问详细，最终问题的源头都出在百里燕大肆搜捕盗马贼上，事情又回到了起点。
看到这个结果，咸王沉默了半晌后愤然说道：
“这些奸商都该杀！”
“大王息怒，一切都是臣未体察民情疏忽大意，被商贾有机可趁，臣甘当领罪。”
百里燕自请罪责，咸王摇头摆手道：
“爱卿何错之有，若非此番暴乱，满朝文武竟还被一**商玩弄于鼓掌间，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这时轩亭侯乔廉上前说：
“大王，此事虽然发于王眷，但归根到底已成商贾间私下定例，靠朝廷弹压也无济于事。此番暴乱之后，商贾仍将遵循成例继续交易，臣以为，压不如加以约束管起来，兴许还能谋取好处以弥补此番损失。”
咸王正气不打一处来，顿时瞪了眼乔廉，怒道：
“如何约束，难道要寡人允许奸商们在都城外囤积居奇恶意抬价，令世人耻笑寡人吗。”
“臣以为……”高勋上前说：“轩亭侯所言有理，‘契押’与‘孕息’既已成定例，就此以朝廷律法强压废弛难以办到，即便不在王眷交易，商贾也会躲到咸国之外的边境上交易。而今其中有利可图，如若被他国抢先管束起来，损失的还是咸国国力，还请大王明鉴。”
“高卿既认为有理，那该当如何管束？”咸王问，口气依然严厉。
“此事牵扯繁复，应集思广益从长计议，但绝不能禁绝伤及国体。”
高勋此言等于没说，咸王很是生气：
“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寡人都听腻了。如此众多勋贵卷入‘契押’牟取暴利，让寡人如何从长计议。”
“臣有一法或许可立竿见影。”
百里燕掷地有声，咸王忙问：
“爱卿快说，有何良策可解此难。”
“臣建议开期货与公廨，征收契税、印花税，将孕息加以管束置于官府监管之下。”
“那何为期货公廨，何又为印花税。”
咸王追问，百里燕详细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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