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如此义举，朝廷不能没有表示，不知道花老先生对于朝廷有没有请求，杨某忝为越州黜陟使，还是有一定权限的！”
捐赠六百万两，朝廷不能直接收，但是可以换！
花如令显然也知道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花如令只出六百万两，而不是八百万两的原因。并不是花如令拿不出八百万两，而是这八百万两不能来自同一家人，特别是涉及军饷这种敏感的事情。
大周建国之后第一个公认的首富，其死因很大一部分就是僭越之罪，以商贾之身代天子犒赏三军，才为太祖高皇帝所忌惮，抄没家产，举家流放。
花如令可不想重蹈覆辙，这个钱不能是花如令捐给朝廷的，必须是花如令和朝廷的公平交易。
这样朝廷拿得安心，花如令也给得放心！
这个道理杨清源懂，花如令更明白。
“老夫听闻，朝廷之前在扬州整肃吏治！一大批扬州的盐商都被朝廷给抄家了！”
花如梦给杨清源三人都倒了一杯茶。
杨清源自然知道花如令这话中的意思。
“花老先生对朝廷的盐引感兴趣。”
自古盐铁从来都是朝廷专卖的，官山海之产，控山泽之利。
山海之中，最大的利润便在盐铁之上。
官府垄断经营，寓税于价，普通的税收施加于百姓身上，根本没有多少，也远不足官府的财政所需，所以用了这个办法，将必需品收为官府买卖。
使人民避免不了征税，又感觉不到征税，只是将其当做了一个正常的商业交易。
这个操作似乎在后世的蓝星上好像也看到过！
到了先汉，采用道门的无为而治，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开放民营，对盐铁采取放任政策，使经营盐铁的商人富比王侯。
到了先汉孝武帝之时，迫于抗击匈奴的军事财政压力，打击地方豪强，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实行了盐、铁和酒的国家垄断经营制度。
孝武帝将盐铁的经营收归官府，实行专卖。
在盐、铁产地设置盐官、铁官，管理盐铁的生产与销售。盐专卖采取在官府的监督下由盐民生产，官府定价收购，并由官府运输和销售。铁专卖采取官府统管铁矿采掘、钢铁冶炼、铁器铸造和销售等一切环节，严禁私人铸铁煮盐。
这大大缓解了孝武帝时期因为对匈奴大规模战争带来的财政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弊端。
比如盐铁质量低劣，价格昂贵。
到了先汉孝昭帝时期，朝廷之上因为盐铁专营之时，展开了一场大型的辩论，这也是最初的国营垄断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之争论。
贤良文学一方认为，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
而以御史大夫桑宏羊为首的一方，则强调法治，崇尚功利，坚持国家干涉经济的政策的道路。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重大政策措施采取坚决维护的态度，认为它“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填充边费空缺，又有发展农业生产，“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的作用。
其中的均输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应缴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同时也为国家增加了收入。
而平准则是官府负责京畿和大型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
算是最初的宏观调控政策之一。
其初衷是好的，可惜理论过于理想化，反而造成了百姓买什么什么贵的恶性循环。
这场辩论的结果最终取消了酒类专卖，同时对盐铁也开始了改革。
因为这场大型的辩论，先汉桓宽最终将其整理成册，撰写成了《盐铁论》。
后世的盐铁之策几经更迭，到本朝，铁矿仍由官府专职开采，但食盐却变成了引岸制，即商人向政府购盐引后，（即取得贩运销售盐专利的凭证）可凭盐引将盐运往指定区域，独占区内食盐销售。
扬州一桉，其中的大盐商，杀的杀，抓的抓。
扬州、越州乃至整个江南的食盐市场便空了出来，官府会再扶持一批新的盐商来进行食盐的买卖。
花如令便是看中了这个机会！
“江南的盐市确实是一笔大生意，区区一张盐引，我也可以做主！不过……”
杨清源的话，意犹未尽。
“请杨大人直言，花某洗耳恭听。”
“我还有一笔更大的生意和花家继续做，不知道花老先生有没有兴趣！”
“更大的生意？！”
花如令也是微微一愣，江南盐市的盐引，或许短期内不能达到六百万两的效益，但绝对是一只会下金蛋的公鸡。
“杨大人不妨仔细说说！”
杨清源轻叹一声，“自然是花家上下的性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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