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晓，如此之事在赵宋历史上，并不少见。如那神宗朝元丰七年，澶州、滑州一带，以单安、王乞驴、张谢留等为首的保丁，曾发动了一场规模较大的起义，一度还攻入卫州城。
这保丁就是保甲法所至的民兵，保甲法是熙宁变法中的诸政策之一。乡村住户，每十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编练民兵，用以防盗/防止农民反抗，亦起到增强军事力量并节省军费开支的目的。
只是再好的政策，放到不怀好意之人的口中，也会给念歪念偏。
王安石被罢相后，亲自走到前台主持变法的宋神宗，改元元丰，将陕西、河东和河北五路义勇，并排为保甲，本意是要编组保甲以御寇。可官府频繁的教阅，却给保丁带来深重的负担，不仅严重影响到家庭的农业生产，还要受尽保正、保长、巡检、巡检部属的指使，提举保甲司的指使、勾当公事等等的欺凌和勒索。以至于不少保丁宁愿自毁肢体，以求免于教阅，逃亡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
赵宋对农民的压迫是很苛刻的。南宋朱熹就说过：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赋敛烦重可谓数倍于古时。但姓赵的聪明就聪明在，他们虽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但总是叫百姓们还有的一口饭吃；同时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养出来了大批的好狗。
但在有的时候，士大夫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那后果就严重了。
保甲一司，上下官吏无毫发爱百姓意，故百姓视其官司，不啻虎狼，积愤衔怨，人人所同，遂起而反抗。
事势的发展，恰好走向了宋神宗意愿的反面。而如此也是旧党大佬们和其支持者们正所希望看到的。
要说这当中没有旧党的手脚，那是人就都不信的。
谁叫这变法使得豪强土地兼并和放贷都受到了不少限制，使得官员减少了一些特权，这不仅触犯了官员的利益，也触动了豪强的利益。而后者可不就是保甲法里的保长、大保长和都保长么。
天底下不是所有的保正都叫晁盖的。
宋神宗本就因为西军对夏作战的接连失利而精神大受打击，身体久病。元丰七年时候已经病体沉重，这年生出的保丁起义对之更是一记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件事直接怼的是保甲法。此法若非是“害民残民”之恶法，何至于叫保丁愤而起事，攻州陷城？
作为一理想主义者，赵顼（神宗）一生都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重建强盛的国家，再造汉唐盛世。当这些梦想破灭之时，赵项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那第二年，年尚不及四十的宋神宗便撒手人寰。九岁大的儿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他耗尽一生心血的新法，在他死后不久，就被他的母亲高太后——被文人士大夫称为女中尧舜的高滔滔在九年的执政生涯中全面废除。
所谓，“司马光入相，新法悉皆休”么。
四五十年里新旧党争，各种手段，早无所不用其极。现如今宗泽所言，只是旧日手笔，被蔡京等拿来改头换面再来施展。【个人之见，许偏激了一些。因为北宋一百多年的历史里，发生了二百多次农民起义，但规模大多很小。波及范围不会超出一州之地去。如方腊起义这样的，是极少的。这般情况很难说是政策的对错而引起来的，内中因由很复杂，但其间必然有官员本性、出发点等不同所造成的‘事故’。】
百姓的身家性命在他们眼中可不值一提的。神宗朝蒲宗孟知蒲州时，对民变百姓进行残酷镇压，“虽小盗微罪，亦断其足筋。盗虽为衰止，而所杀亦不可胜计”。元佑三年(1088)，将官童政在镇压广东岑探领导的民变时，“贼杀平民数千，其害甚于岑探”。
这大宋朝的官儿就除了名的对百姓不吝惜，往往是“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盗贼既退，疮痍未苏，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绝如丝”。军事镇压之后，地方上每每都由是凋瘵，不复昔日之十一。
大厅上最有文化水准的便是高玉，听了后想到江南子民，感同身受。当下叫道：“三十年来，元老旧臣贬死殆尽，今日朝堂之上，当政者皆龌龊邪佞之徒，但知以声色土木淫蛊君心，不以地方生民为意。彼花石之扰，括田之策，尤所弗堪。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齐鲁富饶之地，亦将尽夺赤子膏血也。”
“然则蔡贼阉党尽皆狡诈，焉能不知道怨气充塞，必盗贼偏野，人心携贰，可使得天下板荡。如此乱政，帝王焉能不怒其奸欺？恐畸变天下之日，便是彼辈之权势必如烟云散去之时。届时性命甚有不保之危。”
“这般风险下，数万条乃至更多的人命，在他们眼中又算的甚呢？”
“贵寨仗义行仁，声名远达，为万民敬仰。如黑夜之火炬，叫齐鲁百姓振奋，义气男儿信重。彼施展恶政中，群其愤怒之下，大头领若是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十万众可集。倒时，天下皆可去的，其辈岂不惊惧？自是欲除之而后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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