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陈诚行记所载，他于永乐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到孔葛思，安营住1日，
“十七日，晴，早起，向西行，约行五十余里，地名忒勒哈剌，近夷人帐房处安营，马哈木王遣入来接，住一日。
十九日，晴，明起，顺河西下，行五十里，近马哈木王帐房五、七里设站舍处安营，住十二日。”
文中的孔葛思即今阿勒马勒，西距新源县城60里左右，正好与上文所载相同。故当时的马哈木王帐，就在今新源县治附近。
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陈诚出发时很可能并不十分清楚，马哈木的具体住址，直到崖儿城才听说。
“马哈木王见居山南”，于是分两路去找，终于在巩乃斯河畔找到了马哈木王。
陈诚的行记第一次告诉我们，在阿力麻里与吐鲁番之间还有一条不同于北道的道路。
可以说，这是陈诚一行首先“开通”的。虽然这条道路很可能早就存在着，但它并不为人知晓，此时开始进入史册，这不能不说是陈诚一行对我国与西方的陆路交通的一个重大贡献。
此外，宋元以来，汉唐时代十分繁荣的丝路北、中道敦煌至哈密段的交通早已寥落。
直到明代，这条古老的丝道才又重新活跃起来，明朝进西域者有赖此道，西域朝贡者亦赖于此道。
所谓“诸番入贡者众，皆取道哈密”之载就反映了明代这段丝路繁荣的影像。这是明代对丝绸之路的又一重大贡献。
自丝绸之路开辟以来，内地与西域的商业往来一直不曾间断。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变更，这种联系时强时弱。
但从整体上说，这种联系是在日益加强着。到了明朝，由于明政府鼓励新疆各地方政权“朝贡”，因而新疆与内地的商业往来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活跃。
据当时的记载：“西域入贡者尤盛”，岁岁不绝，西域商人“往来道路，贡无虚月”。
在明朝以前，西域与内地的贸易多是通过商人进行的，官方贸易不占主要地位。
到了明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明政府强调官方贸易，使明代的这种商业往来大多控制在政府手中。
官方贸易的承受量自然要比私人贸易大得多。正统十二年，瓦剌遣使朝贡，使团人数达二千一百四十九人。
瓦剌对明朝最大的一次进贡发生于景泰三年，也先与阿剌遣使3095人，进贡马驼四万零二百余匹。
明朝“通赏各色织金彩素纻丝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二匹，本色并各色阔绢九万一百二十七匹，衣服三千八十八袭，靴袜毡帽等件全”。
为运送这批贡使从北京到怀来，令沿途“五府各卫并顺天府，共办车三千五百辆，装送虏使赏赐行李”。
这是空前的，即使种花家，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庞大的使团。明政府这一次“回赐”的“彩缎表里、布帛共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五匹”。
这样庞大的使团，如此巨大的贸易数额，如果没有政府的出面，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从历代的丝织品贸易来看，汉唐时代是比较兴盛的，但到了宋元，这种贸易数额反而大为减少。
直到明代，内地与西域的丝绸贸易才有了新的起色。永乐年间，哈密向明朝的一次朝贡，除了得到明政府回赐的3 2万锭银子之外，还有“文绮百匹、绢千五百匹”。
上面举到的瓦剌一就得到明朝“彩缎表里、布帛共一万三千多匹”的事实，更能说明当时贸易数额之巨大。
汉唐时期，西域已出现了棉布，但并未成为商品，元朝时期才稍有零星的棉布贸易，明朝时候，这种贸易日益增多，哈密的“贡使”买回的商品中就有梭布、漂白布和其它布匹。
西域与内地的茶马贸易，汉唐时期都比较少，直到宋代，内地的茶叶才开始大批地输入西域，然元代有所中断，到明代才又重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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