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有句俗语叫做“死要面子活受罪”，明朝就是此类的典型。准确的说，在崇祯十一年时，明朝与清国议和，还是有实力和资格的，因为明朝的“内忧”即农民起义基本被压制，明朝暂时只有清国这个眼前的对手，明朝同清国议和，不至于进一步丧失领地。
如果把时间再往后推几年，那时农民起义再次如火如荼，中原局势乱成一锅粥，而明朝的辽东镇又陷入清国的重压和围困之下，彼时且不说清国是否愿意同明朝议和，即便愿意，那恐怕也是明朝进一步割地求和，对明朝君臣来说更是“丧权辱国”了。
结合崇祯十一年明朝与清国的情形来看，此前虽然满蒙联军不时绕过山海关深入明朝京畿地区劫掠，但多以掳掠各类生产和生活物资为目标，其背景是明朝与清国的互市断绝，清国决定采取野蛮和暴力的方式获取相应物资。
所以，清国在军事上占有优势的前提下依然提出议和，其重要缘由是希望通过议和恢复两国互市，同时，也希望通过与明朝达成和平关系，巩固自己在辽东地区的领土，并降低明朝对辽河以东地区的战略威胁。
当时，明朝也在同清国的持续对峙中越来越觉得得不偿失、力不从心。从萨尔浒之战到崇祯十年，这二十年来，明朝在与清国的对峙中不仅没能收复领土，反而让清国多次进入京畿地区肆意劫掠，即便是正统朝的“土木堡之变”、嘉靖朝的“庚戌之变”，明朝也没受过这种窝囊气，尊严也未如此被频繁践踏。
所以，在清国同意议和的前提下，部分明朝官员认为议和并非不可行，甚至并非是没骨气，他们认为，可以同清国进行暂时的议和，而非永久的放弃辽河以东的土地，用时间换空间，养精蓄锐，待到明朝国力恢复或等到清国内部动乱，再图进取。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可以卧薪尝胆、再复越国，并赢得了后世史家的钦佩和赞扬，那么明朝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有人认为崇祯皇帝是一个“甩锅侠”，除了在形势十分严峻之时下罪己诏之外，平时经常让官员背锅，所以崇祯朝阁臣换了又换，边将或贬或杀，各路人物匆匆忙忙、粉墨登场又狼狈下台，渐渐让朝臣们看清了崇祯帝的性格。
既然自己只是皇帝手中的棋子且随时可能成为弃子，因此到了需要有人背负骂名冲上一线为皇帝分忧解难之时，罕有人替崇祯帝分忧，君臣信任之疏离由此可见一斑。
就崇祯十一年明朝君臣对同清国议和的态度来说，崇祯皇帝和一些大臣是“想和而不言和”，而明朝的九边将领却是“暗和而不明和”。
皇帝放不下面子，大臣们没有担当，明面上的议和便不太可能了。庙堂之上，君臣相互甩锅、各自取暖，苦的确实明朝九边边军，他们是明朝应对满蒙联军的主要力量，也是满蒙联军侵扰明地的首要之区。连年的战事弄得他们筋疲力尽，虽然守城尚可，但无力野战，边军们最害怕的是议和失败而导致满蒙联军入侵京畿，那样他们又不得不远离边镇去北京勤王，甚至在宽阔的华北平原同满蒙精锐骑兵作战。
所以，对部分边军而言，与其身死异乡，不如私下偷偷打点，默认边人乃至边军同种花家及清国贸易。
在种花家崛起，清国统一之后，边镇将领明知边人同蒙古贸易实际等同于明朝同种花家贸易，但依然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希望通过互市绥靖，求得一丝安宁，早点将“瘟神”和“杀星”送走。
明朝那些想议和的大臣们确实不敢得罪言官，或者是不敢违背“天下”的清议。谁敢当出头鸟，谁敢“一意孤行”主张议和，那么无论是庙堂里的言官，还是京城里的私议，乃至江南地区的“名流清议”，都可以在短时间内把这个“不识时务”的官员名声搞臭、搞烂。
遥想当年，万历首辅张居正坚持改革，不顾言官们的反对于丁忧期内回京办事，并对言官进行压制，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张居正在任时尚能勉强抵挡言官的群起而攻之，但是下野、去世之后，言官的组成的“复仇者联盟”便掀起了反扑浪潮。
就在张居正去世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言官上疏弹劾了张居正生前举荐的礼部尚书潘晟，此后张居正的名誉很快便沉入言官们的唾沫巨浪之中，目无君上、横行乡里、结党营私等诸种“罪行”被加在了逝后的张居正身上，以至于张居正之子被抄家，张居正坟墓险些被掘。
所以对于崇祯朝的官员而言，前有一代名相张居正得罪言官的前车之鉴，他们自然不敢轻易“冒舆论之大不韪”而甘心赴汤蹈火了。
另外，倘若自己一马当先去议和，最后议和没有达成，种花家和清国继续侵扰明朝，自己显然“有罪难逃”；倘若最后议和成功，明朝必然不能收回辽河以东地区，于天朝国威有损，自己被加上“卖国”光环。
若是之后撕毁了议和再次侵明，自己也是“罪不可逭”。换成最理想的状态，明朝的议和达成，此后也信守合约，但是一旦崇祯帝早逝而易代，新皇帝上任，自己或又落入言官们“反攻倒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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