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天时。
后世大家熟知有机农业的那会，虽然名义上大伙的收入都挺不错了，但同样的，无论是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刨去房租房贷之外的可支配资金水平，其实真的未必比90年代高多少——你觉得货币的购买力强，那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导致许多工业品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外加上商家们内卷太过严重，不约而同地使出微利多销的策略而已。
在大家其实都没什么真的闲钱时，身体本身的相对价值就会被拉放到一个很低的层面，除非你真的很注重健康养生，又或者医生要求，否则大概率是不会多注重食物的品质的（对应这个概念的，就是富人怕死，富人穷讲究等词语）——毕竟，对比与“健康”这个很有些朦胧与遥远的词汇，单纯味蕾上的享受和其余视觉和体验上的刺激，无疑更加符合年轻人乃至青年人的胃口，在没有面临病痛的折磨之前，谁会care那些只有老头老太太才在意的东西？
偏偏咱们国家算的上是世界上最在乎民生物资保障的国家了，在米袋子、菜篮子工程的加持下，国内的粮价和菜价，长期维持在一个非常低廉的水平——于是乎，在这样的时代大环境下，价格往往高出普通蔬菜价格好几倍，口感却不见得更好的有机食品，本身就不具备足够的价值认知基础和主观需求基础。
其次，地利。
其实在这方面杨铸更愿意只聊“土壤”这么一个话题。
在2008年以后，随着国内的经济活跃度再上一个台阶，对于农产品的需求量也提升了一个级别——对应的，就是土地进一步超负荷耕种，土壤营养流失情况前所未有地加剧起来。
后世许多土地板结和盐碱化程度极为严重，病虫害严重不说，其自身的营养物质含量已经退化到跟椰糠这种纯介质物都相差不大的水平了，可以说，没有了化肥的支撑，这些土地上根本种不出多少蔬菜粮食——可是大量使用化肥的话，又会进一步加剧土壤的板结和污染，形成一个恶性死循环。
众所周知，有机农业的先决条件就是寻找到一块肥沃少污染、甚至无化学污染的土地的。
后世的土地情况已经恶化到了如此程度，直接增加了有机农业项目的运营成本——土壤的去病化改良、有机质含量的增加、土地寻找和租赁成本，技术成本以及附带的运输成本，都是一座座大山，压的运营者喘不过气来。
想想看，即便刨去租金，后世用于生态农业种植的土地，前几年每亩每年都需要持续投入1-3万元去持续改良土地，其中间的成本之高昂可想而知——而这么高昂的成本，反作用于售价上，又进一步阻碍了民众对于有机食品的接受度。
最后，人和。
嗯……其实后世死在这一块的项目不计其数，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死在华夏乡土社会的隐形成本上。
众所周知，华夏是个熟人社会，即便到了2020年，大部分生态农业项目所在的农村地区依然如此——而熟人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村民对于本村人和外人的道德标准是不一样的。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案例是这样的：曾经有一个老板，项目做的很大，整整两个村的土地都被他包了下来，其中一个村跟他有亲戚关系而另一个村没有；结果到了傍晚，另一个村子的村支书在喇叭里喊，乡亲们天黑了，我们去农场偷菜去。
结果被那个老板的另一个亲戚听到，连忙通知了这个老板，老板托关系调动了整个县的警察才勉强阻止了这件事件——想想看，连人脉关系强到了这种程度的老板都差点被坑，那其余的项目经营者呢？
事实上，后世许多生态农业项目就是这么被活生生偷死的——虽然这个理由听起来无比可笑，但事实上现实真的远比小说更加魔幻。
第二种：死在用管公司的思维来管农业。
由于生态农业本来就是一个高投入的行当，因此投资的主体往往是赚了些钱的老板。
这些人在管理项目时，往往不自觉的会按照公司运营的模式来进行管理——找一个职业经理人来做管理，找一些农大的学生来做技术顾问，然后聘用一些本地的农户来做劳动力。
撇开那些农大的学生是否具备了真正的能力来做技术顾问不谈，用管理员工的办法来管理那些农户，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要知道，华夏的农户们数千年以来过的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耕作生活方式，农业对于这些人来说即是工作也是生活——农户们往往天刚亮就起床，趁凉快下地干活，等到太阳大了就回家休息，吃饭睡个午觉，等过了晌午，太阳没那么大了再继续下地干活，一直到天黑。
现在你让他们9点钟上班，一直干到下午6点才下班，巨大的作息习惯反差之下，是没有多少农户能受得了的——于是乎，这种公司式管理模式下，农户们磨洋工混日子的情况广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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