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威权日隆，定策之前，尚许旁人畅其所言、提出反对，但只要事情定下来了，便决不允许旁人再做饶舌。”杨彪这段时间摸清楚了皇帝的行事风格，有意强调道：“是故不到万不得已，切不可轻易谏阻。”
这么一说，杨众深以为然，思虑片刻，终于想出一个稳妥的法子：“不如这样，此次清查，以学识为主。须知品性不能以题策考试优劣，如何察之？是故所有郎官，一旦入选郎署，皆可视为德行称位，不需考察。”
学识会因个人的勤奋与否而有进退，这可以通过考试检验出来，并且可以将被清查的郎官怪罪为其自身在入职后放弃学问，而不是在入职之初就不精于学。
这样既能撇清举荐者的责任，又能应付皇帝交代的差事，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善。”杨彪赞同道：“正当如此。”
于是在杨彪的支持下，有光禄勋的背书，五官中郎将杨众行事便再无阻碍。连续三天举行了大小十数次策试，每次都是在承明殿内举办，按规制都有皇帝亲临，策试的结果以及罢黜的名册也都由皇帝御览决定。
凡事都推给皇帝裁决，杨众尽可能的扮演着一个执行者的模样，如此不仅让杨氏避过了这次可能出现的风波、顺带清除了袁氏在朝中的后备势力，而且由于这次尽力控制清查规模和追究力度，还使杨氏在朝中的声望剧增。
清查的结果报到皇帝的案头，虽然并未尽如其心意，但也勉强算是有一个好的结果。至少他因此明白了杨氏在关键性问题上的立场，以及罢黜了所有与袁氏亲近的郎官。
另外通过这件事情，皇帝也知道了士族之间哪怕彼此不和、互相争斗，但在遇到根本利益时还是会选择抱成一团。如果皇帝真想彻底打破士族垄断政治、舆论、经济等种种局面，就只能依靠两种人。
一个是出身于士族、属于既得利益者，但思想却超越了阶级的人物，比如招致所有士大夫口诛笔伐的王安石。
另一个就是非士族出身的权臣来为皇帝做打手，这样的人在历史上有很多，比如臭名昭着的魏忠贤。
这两个人，一个站在国家的利益，愿意背叛自己的阶级；一个则是维护皇权与自身的权力，不惜残暴士族。
而皇帝打心里需要的、欣赏的其实还是第一类人，只可惜目前皇帝还没有观察到一个愿意背叛士族，为他效力的王安石。
不过不要紧，‘王安石’不可求，‘魏忠贤’却多得是。
眼下大力扶植董承的势力，让董承成为皇帝的‘魏忠贤’，无疑是皇帝最好的选择。这样既能让自己与士族之间有一个缓冲，不至于撕破脸，而且还能消耗、掣肘董承的势力，并在关键的时候把董承拿出去当替死鬼，暂时平息众怒。
只不过，如今最重要的是董承此人愿不愿意做皇帝的打手，以及他本人至少要有为官最基本的政治素养和能力。
前者倒好说，皇帝这几天有意在立后这件事上悬而未决，就是为了让支持伏贵人的弘农杨氏等士人、与支持宋贵人的马日磾等士人互相闹腾。等到皇帝直接纳董氏为后，遂了董承心愿的同时，必然会引起其余两方人的不满。
到那时哪怕董承有意与士人打好关系，那些人也不会接受一个叛而复降的、非士人出身的外戚，两者之间的敌对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但若是董承没有那个政治觉悟，则一切免谈，皇帝也不会让一个政治小白坏了他的大事。那个时候，皇帝在不愿让王斌站在风口上的情况下，也就只能退求其次，去扶植最不愿去扶植的宦官势力了。
所幸，董承在三署郎官的事情告一段落后，所上呈的一道奏疏充分证明了他确实拥有让皇帝扶植的价值。
“陈言开上林屯田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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