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看吴襄难得笑的脸上，一副老鸨般的笑容，暗忖你也没有欠我银子啊？这笑的，让我有点不适应啊？不过，还是依着吴襄的吩咐坐下了。
“我刚才听大家说，你要用3000万两纹银，分六次，两个月之内，在辽西买粮食？”吴襄问道。
韦宝这才知道，吴襄原来是为了这事情找自己，嗯了一声：“确有此事！”
“这话中，怕是有水分吧？小宝，你有3000万两纹银？”吴襄可不好糊弄，一下子就抓住了主要问题。
韦宝一汗，没有想到吴襄首先会问这个，还以为吴襄要问自己为什么会买这么多的粮食呢！
大明辽西辽东的粮价是很不稳定的。
大明王朝统一中国后，蒙古的统治者自大都撤回塞外，但还保有相当雄厚的军事力量，常常给予明帝国的安全以严重的威胁。
由于北边国防形势的特殊，明朝政府不得不在北方边境作积极的防御布置。因此，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沿着长城（按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迄嘉峪关）的国防线上，先后设置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及甘肃九个重镇，合称九边，各设重兵，统以大将。
这九个重镇既然都驻有重兵，兵多了，对粮食的需求自然增大。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当日北方沿边各地，由于天然的（例如土壤贫瘠、雨量不足、气候早寒）及人为的（例如战争的破坏）原因，米粮产量却非常有限，故米粮价格常常发生波动。因为米价的波动足以影响边地驻军的生活。
明代辽东人口消费的粮食，除稻米（大米）外，粟（小米）也非常重要。
明代辽东的米价，自正统年间（1436—1440）至天启初年（1621），虽然一起一伏的变动，但就长期观点来看，显然有长期上涨的趋势。
在这将近两个世纪的期间内，有三个米价特别上涨的时期，即成化十四年（1478）（每石银四两），嘉靖三十七、八年（1558—1559）（每石七八两），及万历四十六年（1618）（每石三两）至天启元年（1621）（每石十二两）。这前后三次米价上涨的高峰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换句话说，如以成化十四年的米价为基期，嘉靖三十七、八年为它的两倍，天启元年为它的三倍。
就辽东的粟价来说，万历年间（1573—1620）的价格，约比一个世纪以前的成化年间（1465—1487）高出数倍至十余倍。
蓟州蓟州镇故治在今河北省蓟县，其分守地包括今之河北边外山海关至居庸关的长城。
蓟州的米价，在正统十四年（1449）以后的长期间内，虽然不像辽东米价波动得那么厉害，但在嘉靖（1622–1666）中叶前后，及万历（1573—1620）中叶以后，也向上升涨，其后到了天启三年（1623），以山海关米价为例，更涨至每石售银四两，约为15世纪中叶的十三倍有多。
宣府宣府镇故治在今察哈尔宣化县，其分守地为今察哈尔延庆县至山西大同境的长城。
明代宣府的米价，在15世纪中叶前后还相当便宜，每石约售银四钱多至五钱左右；但到了15、16世纪间，米价贵时每石要售银二两或将近二两左右；其后到了16世纪中叶及17世纪的30年代，每石米价更高涨至银五两或四两。
大同大同镇故治在今山西省大同县，其分守地为山西边外的长城。
明代山西北部大同一带的米价，与宣府米价变动的趋势几乎完全一样。换句话说，大同每石米价，在15世纪中叶约值银四钱，其后有上涨趋势，及16世纪中叶和17世纪的30年代，更上涨至每石售银三两有多或四两。
延绥延绥镇城初在陕西绥德，及成化九年（1473）更向北迁移至陕西榆林，故又名榆林镇，其分守地包括由延安至绥德的陕西北部地区。
代延绥的米价，在成化年间（1465—l487）以前，即15世纪中叶左右，低廉到每石售银二钱，其后有涨有落，但到了嘉靖十一年（1532）曾高涨至每石五两，约再过一百年后的崇祯四年（1631）则上涨至每石四两。
此外，还有离辽西辽东远一些的甘肃，明代甘肃镇的镇守总兵官驻扎甘州城（今甘肃省张掖县），其分守地自庄浪北至嘉峪关，即甘肃西北的长城。
甘肃米价变动的趋势，除正德九年（1514）特别昂贵以外，和延绥米价非常相似。甘肃的粟价也和米价一样，在15世纪中叶左右比较便宜，及16世纪20、30年代间则向上升涨。
自明代中叶左右开始，北方边镇米价长期上涨的趋势。
明代北方边镇米价之季节性的变动。明代北边各镇米粮的供求状况，在一年中往往因季节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故米价在秋天收成时往往比较低廉，但到了春天青黄不接时却非常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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