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六年（1618），明朝要求朝鲜出兵助剿努尔哈赤。
光海君本来就对明朝不满，他一方面深知朝鲜国力羸弱，另一方面也预料明朝难以成功，所以不想出兵。
但备边司诸臣都认为出兵是朝鲜作为属国所应尽的义务，宣称“与其得罪于天朝，宁得罪于圣明”。
光海君拗不过上国明朝与本国诸臣的压力，同意派姜弘立领兵一万援助明朝，他还叮嘱姜弘立切勿对明朝将领百依百顺，要见机行事。
结果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的深河之战中，朝鲜军全军覆没，姜弘立投降。
据修《光海君日记》的史官称，光海君暗中要求姜弘立不战而降，同时将出兵的消息泄露给来会宁交易的女真商人，又派女真语翻译河瑞国面见努尔哈赤表达诚意。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姜弘立投降是早已预定的奉旨行事。
但另有学者认为《光海君日记》中的记载是仁祖朝史官对光海君的诬蔑，光海君并无要求姜弘立不战而降的密旨。
深河之战后，明神宗下赐朝鲜1万两白银以示慰问。
但在明朝尤其是辽东地区，则盛传姜弘立之降是由于朝鲜早已私通后金。
在此情况下，明朝翰林院检讨徐光启上疏称“鲜、奴之交已合”，主张明廷派遣大员监国朝鲜，防止朝鲜落入后金手中。
随后云南道御史张至发也提出类似主张。
光海君听说后，连忙起用被禁锢的西人官员李廷龟为辩诬使，因为他曾在宣祖朝辩诬丁应泰事件时表现出色。
同时，他大张旗鼓地宣传深河之战时战死的宣川府使金应河，表彰他的英勇事迹，并命令在明将往来处修建金应河祠堂，还让百官撰写纪念诗歌，编成《忠烈录》，使其流传到明朝，以此来转移明朝人对姜弘立投降的注意力，化解明朝对朝鲜的疑虑。
明廷中虽然大部分人对徐光启等的监国朝鲜之议不以为然，但仍担心朝鲜与后金勾结，并希望朝鲜能发挥对后金的牵制作用。
万历四十七年（1619）八月，明朝辽东都司派差官袁见龙来到朝鲜，发下了明廷赏赐的1万两银子，并询问朝鲜有无里通后金，然后又要求发兵助明。
光海君谢绝征兵要求，此后他反而多次遣使明朝告急，要求明朝保护朝鲜。
天启二年（1622）四月，在辽东已经沦陷的情况下，明朝派监军梁之垣带了皇帝敕谕和3万两银子自海路来朝鲜，要求朝鲜出兵和提供船舶。
光海君继续虚与委蛇，称不是他不想派兵，而是因为毛文龙在朝鲜境内制造事端，导致后金进攻朝鲜的危险增大，自顾不暇，难以派兵，并贿赂了7万两银子把梁之垣打发走。
天启元年（1621）七月，明朝将领毛文龙受辽东巡抚王化贞之命，袭击镇江，生擒后金守将佟养真。光海君对此事态高度关注，因为这意味着明金之争即将燃烧到朝鲜境内。
在后金的报复性打击下，毛文龙及一大批辽东难民涌入朝鲜境内，令光海君十分头疼，他不仅害怕毛文龙会引来后金军蹂躏朝鲜，还担心毛文龙监视朝鲜，妨碍他的中立外交。
事实上，后金军确实在天启元年（1621）底越过结冰的鸭绿江，进入朝鲜追杀毛文龙，毛文龙逃到安州才保住性命。
后金军的侵入有朝鲜边臣的故意引导，甚至很可能就是受了光海君的指示。
光海君多次派人劝谕毛文龙躲入海岛，最终毛文龙在天启二年（1622）十一月进入椵岛（皮岛），暂时缓解了局面。
光海君虽然对明朝阳奉阴违，却每每能妥善处理，令明朝消除疑心，比如当时的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就认为光海君“其所以为我中国虑者，甚于中国之自为虑”。
仁祖反正后，明朝官员仍称赞光海君是“十数年来忠顺之臣”，质疑仁祖的合法性，迟迟不予册封。
可见光海君对明外交是有一定巧妙手腕的。
光海君时期，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女真部日益强盛，朝鲜北部的忽温、老土等“藩胡”部落被次第吞并，藩篱尽撤，因此光海君从一即位就密切关注努尔哈赤的动态，强化军事国防，注意情报搜集工作，主张“远斥候、谨烽燧、慎间谍、明纪律”。
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称汗，建立后金政权。万历四十六年（1618）内，朝鲜陆续收到努尔哈赤四封书信，传达了所谓七大恨，并要求朝鲜不得协助明朝。
光海君正好被明朝的征兵要求弄得焦头烂额，他深知“此贼养兵几四十年，虽以天下之兵当之，胜败未可知矣”，但迫于明朝和众臣压力，还是派姜弘立率军一万随明军出征，结果在深河全军覆没，这正是在光海君的预料之中。
光海君基于局势判断，自知朝鲜尚未摆脱壬辰倭乱的后遗症，国力疲弱无比，而明朝也不足恃，努尔哈赤则蒸蒸日上。
他认为“以天下之兵力，不能折冲，以致攻陷大镇，如摧枯拉朽，席卷长驱，而无人呵禁，则良平之谋、孔明之才智，恐不可防也”，甚至预料到女真之祸将会导致明朝内乱乃至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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