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阁臣之不肖者，更争相谄媚逄迎宦官，助阉为虐，狼狈为奸，助长宦官的气焰。
综观明代宦官为祸之烈，实与废相后，内阁无实权，加上君主过于宠信宦官，使宦官得以居中用事所使然。
这种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还容易演成朋党倾轧。
明之内阁上受君主箝制，内受宦官操纵，阁臣之欲握权柄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
一方面要交结内监；另一方面则又须倾轧同列之大学士，遂演成朋党之祸。
即在明代内阁权任处于最高峰时，阁臣间为争夺首辅地位，往往互相倾轧，愈演愈烈，甚至不惜朋党台谏，依傍宦官，世宗时之严嵩任首辅，威权不可一世，但却为阁僚徐阶所推翻。
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出任首辅，也是因为内结司礼监冯保，逐高拱得来的。
阁臣倾轧之剧烈皆因明代内阁没有正式的权力，没有合法的地位而引生的流弊。
这种体制还导致政风因循。
明代阁臣绝大多数是由进士而翰林，而拜命入阁，他们大都是十年窗下，久在翰林苑，舞文弄墨之士，并无实际的政治经验，一旦入阁，大都昏庸而无识见，阁臣为保官秩，大都庸庸碌碌，而很少勇于任事，敢作敢为。
由于明代内阁受所处的地位和职权的限制，权力由皇帝授予，而宦官又居中窃柄，阁臣于是只能对皇帝唯唯诺诺，对宦官俯首听命而不敢有违，一辈阁臣都碌碌无能，遂使政风因循腐化。
再至张居正之循名责实，积极有为，却不免被目为越权专政，非议四起，死后更落得削爵抄家的下场。
继之为政者，惩张居正之败，多随俗浮沉以求免祸，唯取媚皇帝以巩固权力，于政事则无所主张，政治遂因循积弊，日甚一日。
总而言之，“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之罢相始也”。在某程度上是有其道理的。
因为没有宰相，令皇权失却制衡；加上内阁无合法性；故无实权；事事听命于皇帝，造成君主独裁。如遇上昏庸之主，又会导致宦官为祸。
而且内阁首辅为求争取权力，往往依附宦官，排挤异己，更助长了宦官的气焰。
由此可见，明内阁的出现与其政局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影响深远。
但这种体制，总的来说，就韦宝个人认为，还是利大于弊。
当初朱元璋的想法是很超前，很不错的。
但是，再好的东西，也得配合上许多其他因素，要在历史中不断发展才可以啊，而大明二百多年，并不是往好的方向发展，时常倒是在往坏的方向发展。
在永乐朝以后，内阁权力加强。中晚明的历史可以看出，只要内阁中人才济济，皇帝不能再胡来。
明朝时，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
因此，大明执政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国家始终稳定，经济始终在发展，大大超越前面几个朝代，这套体制都算功不可没的！
所以，每每读明朝的历史，韦宝最佩服的就是不识几个大字的朱八八皇帝。
不是有绝高天赋者，如何能创建出这么超越时代的体制呢？
在御前发生的事情，此时已经传到了杨涟等东林党大臣耳朵里。
他们很气愤，认为皇帝这是不管了！
“既然陛下不管了，也不能这么由着阉党胡来，咱们得组织人手，夺回咱们办事的权力！”杨涟道。
朱延禧、周如磐和丁绍轼都没有说话，他们也觉得想要依靠皇帝，达到制衡魏忠贤的目的，恐怕是不可能了。
他们一退再退的结果是魏忠贤的阉党步步紧逼，逼的所有东林党大臣都走投无路了！
“杨大人，咱们要怎么做？”左光斗问道：“现在像韦宝那种新科进士，初入官场的愣头青都被阉党所蒙蔽了，咱们要来硬的，面对的可就不光只是阉党的人了。”
“来硬的做什么？他们不是不让咱们去差房办公吗？咱们联络各个衙门受到排挤的东林志士，大家都不回原来的衙门办公，都去文渊阁办公！还有，将我写的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条广为印发，发遍京师各个角落，我就不信了，皇帝能看不见？”杨涟也不是一味的只知道死谏，出任过十来年的地方官，也是有一套方法的。
左光斗闻言笑了，“可以，这样好！陛下不是交给内阁查实吗？不给咱们安排好办公的去处，咱们就在内阁当差了！咱们照样可以弹劾那些依附于阉党的不法之徒！”
“可是，这么弄的话，事情就彻底大了啊！还有，文渊阁才多大一点，哪里容得下许多人？”朱延禧不由的焦虑道。
“没有地方，咱就在文渊阁的大院子里面办公，实在不行，就趴在地上写字！大院子不够，文渊阁外面还有街面嘛，人家小贩可以摆摊，咱们为什么不可以？”杨涟倒是想过这个问题了，“只要咱们团结一致，就不必惧怕阉党！他们敢孤立咱们几个人，敢孤立京师官场这么多东林志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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