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注意把进攻和防御作为有机联系的统一体，他说：“防御战并不排斥攻击，攻击战亦不排斥防御”。
并认为，“从守势战转入攻势战，是一种最微妙的作战动作”。
世界上最早专门实施作战指挥的司令部是拿破仑时期建立的参谋处。
19世纪前，军队指挥机构中不仅包括作战指挥，还包括后勤工作和政治工作，是三合一的形式出现的。
世界进入19世纪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大大推动了军事工业的发展。
军队中新式枪炮代替了旧式的火器，铁船舶代替了木船舶，汽车、火车代替了马车等等。
军队的编制体制规模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作战指挥日趋复杂。原先三合一的简单机构已经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指挥体制必须变革。
拿破仑一生打了几十个战役，到了后期也感到无法统帅全军了。
在1807年他任命曾在意大利方面参谋长的贝蒂埃为自己的参谋长。
贝蒂埃对参谋工作颇有研究，曾着有《阿尔卑斯普通参谋业务纲领》一书。
贝蒂埃经过一番潜心研究，向拿破仑提出了建立参谋处的设想，得到了拿破仑的支持。
1812年世界上第一个专门辅助统帅实施作战指挥的参谋处产生了，作战指挥较好地适应了当时战争的需要。
参谋处有参谋长领导，下设四科。第一科主管军队编制和实力，组织部队移动和检阅，搜集制定军法，处理战俘和逃兵等。第二科主管部队装备。第三科主观侦察，制订作战计划，组织通信联络和内务勤务。
随着军队指挥的实施，司令部体制逐渐完善起来。
18至19世纪的欧洲兵制改革，实质上是武装力量从私人化向国家化的转变，军队实质上只是君主或领主的个人私兵而已，这个转变是从“征兵制”的启用开始的。
真正的革命性变化来自法国大革命，王室被推翻，已没有“国王的军队”这个名份，而在反法同盟的围攻下，战争性质转变为“为保卫祖国”而进行的“人民战争”，不是为了骑士的荣耀，也不是为了赚钱，作为国家公民都有从军义务，这个转变其实很仓促，完全是迫于形势，在“爱国主义”的精神感召下的自发行为。
通过法国大革命，所谓“民族国家”的理念开始占主导地位，国家的军队也即“人民军队”。
总之，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时代，军队逐渐完成了向资产阶级军队的演变。
在兵役制上，由雇佣兵制为主转向了义务兵役制，基本实现了兵役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原则，拿破仑一世改造了法国革命所建立的军队，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建立了由步兵、骑兵和炮兵组成的师和军，并且组建了强大的预备队。
拿破仑在战争实践中，始终把建设军队的问题摆在重要的位置，并力求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军队。
“欲治兵者，必先选将”。
拿破仑有一句名言：一支由驯鹿统帅的狮军，决不可能再是狮军。
并由此把将帅的选拔作为建立强大军队的重要条件。
在如何选拔将帅的问题上：他敢于起用新人，给年轻军官创造机会。
据悉1805年由他晋封的18位元帅，多数在40岁以下，37岁以下的约有7人，而达武仅34岁。
同时，彻底破除了传统的讲究贵族出身的门阀观念，注重唯才是举。
这就是拿破仑的选帅标准：即注重年轻有为；力求不拘一格和强调素质才能。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他曾说：“每个士兵的背囊里都有一根元帅的指挥棍”。提倡人人争当将军和元帅。
从1796年意大利战争开始，拿破仑就深刻体会到，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是精神力量，而不是数量。
“不是部队的数量给军队带来了力量，而是忠诚和豪气给军队增添了斗志。”
首先设法激发官兵的荣誉感。
他认为，勇敢是金钱买不到的，应千方百计地激励官兵能为通常所不理解的理由去牺牲自己的生命。
其次，不惜以重金实施奖赏。拿破仑尽管说过金钱买不到勇敢的话，但为激励士气，还是不惜花费大量掠夺得来的金银财物作为物质奖赏。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拿破仑把教育训练摆在建军的重要位置，认为，良好的教育训练是建立一支良好军队的重要条件，未经训练的部队，只会引起麻烦。
在政治教育上，要求军队有爱国情绪和民族光荣感，严禁倒戈叛国，将防区献于外人。
对投降者视为叛逆，处以极刑。并主张不用皮鞭而用荣誉进行管理。
通过建立“荣誉军官团“激发荣誉感，用军事法庭审处犯罪行为。
他经常到各个部队去巡视，对士兵发表极具鼓动性、煽动性的演说，他特别善于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推广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口号，激发士兵的民族光荣感、荣誉感和自信心，让士兵以极大的热忱投身到即将来临的战斗中去，他独创用“同志审判会”的制度来实施纪律，既整顿了纪律，又教育了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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