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宰相被怀疑整天偷懒，难道会没有人明里暗里地批评他。
前代官员可以私下向作为行政首脑的宰相反映意见，现在作为行政首脑的皇帝既不能下台，也不能写私信，明代官员以奏疏形式向他反应意见，再正常不过。
何况有些皇帝的确对决策工作完成的本就不是很好。
明中后期皇帝，除了毅宗之外，都只是把早朝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礼仪场合，不大讲话，举行经筵的话会见几个翰林，平时最多再召见几个亲信重臣，一般官员没有宋代“轮对”、“陛辞”那样的机会面见皇帝，所以也只能设法在奏疏的文本里表达意见。
有的人走的就是耸人听闻的路线，所以看上去会很“激烈”，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标题党式的吸睛手段。
这不只是言官求名问题，也是沟通不畅的体制问题，没有办法~讲句公道话，其实把某些行政系统内的正常现象优先放在权力斗争的框架里，将其视为“制衡”并大书特书。
这是一个政治价值的问题，“分权制衡好，君主专制坏”。
至于这种价值判断又是怎么来的。
作为一个明代的普通佃农，十个老爷还是五百个老爷决策如何统治，对于他们来说，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差别不大。
长远来看也未必能玩出什么花样，毕竟中国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高水平战争打得太少，对军事技术发展及金融业的刺激不足，可要是打得多了，作为讨论基点的今日之中国也未必存在了。
只能说，就华夏的历史来谈华夏历史，则君主以权术施行独裁、国势“丰亨豫大”、对外积极开疆拓土、对内不断深化改革的宋徽宗朝，正是千年来一种长期趋势的先兆。
到了天启皇帝朱由校手里，这种趋势隐隐约约有走向巅峰的趋势，皇权太大了，只要皇帝不乱用人，光用几个太监就能保证帝国不出大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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